张晓刚

　　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安全环境严重恶化。在考虑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方针时，我们突出强调“诱敌深入”四个字，要求战争准备的基点不能放在“顶”上，还是要坚持红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来打，依靠人民战争胜敌。我国的军事战略随之明确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邓小平再次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后，把解决军事战略问题摆在重要位置。邓小平建议在军委下面设立“战略委员会，或者叫战略小组”，专门进行战略研究，解决军事战略问题。1980年10月15日，他在一个研究班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意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充分发挥军事战略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牵引功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积极防御”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性质和外交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内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不称霸、不搞侵略扩张。社会主义性质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了我们国家的军事战略在本质上是防御的。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主张世界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向全球伸手，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强调“积极防御”四个字，使我们国家的军事战略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积极防御”为探索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样式创造了空间。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诱敌深入仍然不失为转变敌强我弱战争态势，在被动中争取主动的有效方法。但从战略全局上看，只强调“诱敌深入”，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并且局促了对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样式的探索。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调整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思路，探寻适应现代战争的作战样式。强调“积极防御”四个字，有利于进行这样的调整。

　　“积极防御”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进攻与防御的有机统一。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好处是灵活。不向外伸手，后发制人，是就战争的防御性质而言，并不排除战争发生后具体作战行动上的进攻。积极防御是为反攻和决战而进行的防御，防御中有进攻，而不是单纯防御。1980年10月，邓小平在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时，简约而又深刻地揭示出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只有把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攻势作战，逐步削弱敌人，才能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只有把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地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或战略进攻，在有利的条件下同敌进行战略决战，才能彻底歼灭敌人。针对外敌可能的大规模入侵，邓小平指出，打起来以后就没有界限了，为什么你能来，我们就不能去？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出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嘛。战端一开，或攻或守，或进或退，一切都取决于如何消灭敌人，本就没有一定之规。去掉“诱敌深入”，保留“积极防御”，使我国的军事战略能够更好地体现进攻与防御的有机结合。

　　“积极防御”增强了我国军事战略的确立性和稳定性。把“诱敌深入”与“ 积极防御”相提并论，带来弊端之一，就是使我国的军事战略具有不确立性，从而造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无谓耗费。因为，诱敌深入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针，不仅在战争反攻阶段不能在战略上实行诱敌深入，就是在战争初期也不能在所有方向上都实行诱敌深入，有些作战方向需要实行诱敌深入，有些作战方向则需要坚守。如果把诱敌深入作为普遍指导方针，势必让人感到无所适从，难以统一思想。去掉“诱敌深入”四个字，强调“积极防御”，增强了军事战略的普遍指导性，从而也就增强了军事战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军事战略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统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