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作战进入最紧张的阶段。而此时，由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电台的建制作了调整，中共中央原同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电台、通信联络规定和通报密码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在此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失去了与中央、军委的电讯联系，他们焦急万分！

　　炎热的季节，失去与中央联系的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一带独自作战。虽然当时红二

、红六军团已发展到1.7万多人，但处在山多、田少、补给困难的湘鄂川黔地区，面对敌人的不断“围剿”，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如何走好下一步，是摆在红二、红六军团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尽快恢复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联系，得到中央的指示显得十分紧迫。

　　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大队的同志们日夜守候在电台旁，用规定的呼号与波长不间断地呼叫着中央。他们试了多种方法，进行了很多努力，然而，时间无情地逝去，他们的希望似乎更加渺茫。

　　1935年9月29日夜晚，守在电台旁已三天没合眼的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突然在一阵杂乱的调频声中，听到电台里传来一个规律而熟悉的波段。“嘀嗒嗒、嗒嘀嗒……”这太令人惊喜了！一时间，江文忘了疲劳，瞪圆布满血丝的眼睛，仔细听着、记录着、对照着，波长正确！密码正确！这就是原来中央、军委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方法。他立刻报告了军团首长。任弼时马上拟了一份电报给

　　军团领导的心踏实了，电台的同志们也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在失去联络的几个月里，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在川康一带迟滞不前。而毛泽东等已北上。这时，红二、红六军团收到的署名为红军总部的电报其实并不是中央的电报。

　　而另一边，中央也一直努力恢复与红二、红六军团的电信联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要在1936年“2月5日前完成与红二、红六军团通信联络”。为此，领命负责联络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亲自守在电台旁，连续半个多月守听、寻找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1936年1月的一天，正在苦苦搜寻的军委三局搜索到一个熟悉的波段，原来是江文正在与红四方面军通报。得知这一情况后，王诤局长亲自上机。一个不知所属的电台突然插进来，让正在通报的江文一阵诧异。但他很快镇静下来，经问讯后得知，是军委三局局长，他意识到这才是中央的声音。

　　至此，红二、红六军团与中央、军委真正恢复了联络。

　　然而恢复了联络，却没有密码本，中央台就用明码给红二、红六军团发了第一份电报，说明中央红军已到达陕北。此后，中央台又用明码加打哑谜的方式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简要通报了一些情况。后来，考虑到这种方式不安全，同时电报经红四方面军收转有利于红军团结，所以，刚刚建立的直接联络，又暂时停止了。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会合后的红二方面军察觉了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为了红军的团结，红二方面军顾全大局，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促使会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但为了避免误会，准确了解情况，取得与中央的直接联系是万分关键的。

　　于是，任弼时与无线电大队队长阎知非专门拜访了红四方面军负责通讯工作的宋侃夫。

　　任弼时见到宋侃夫，说明来意。宋侃夫听后，心里长久的不快似乎找到了一个倾诉处。因为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已搞得人心不和，矛盾重重。作为负责红四方面军“耳目与神经”的通信工作的宋侃夫在很多问题上更是很难处理。比如通信工作的很多事情本应该先请示刘伯承参谋长，可是张国焘却说：“有电报直接交给我，不送参谋长，也不要给别人。”

　　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盼望着能有一个团结的局面，共同北上抗日。所以宋侃夫当即表示要协助红二、红六军团整建电台。可是要与中央取得直接通信，还需要通报的密码本。

　　密码本由总部带下来后，就被张国焘掌握了。当任弼时向他要密码时，他还像会合之前所说的那样：“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他不愿意交出密码。但此前不久，张国焘迫于多方压力，已宣布撤销第二“中央”。所以朱德在一旁说：“这样转，误时误工，我看你就是有意阻挠。”朱德在与张国焘南下途中，一直是理直气壮地和他斗。接着，朱德又质问道：“你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方面军之间转报？”自知理亏的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密码。得到密码后，红二方面军立刻沟通了与中央的联系，及时向中央作了工作汇报，并很快得到答复。中央通告了陕北的情况，并对红二方面军如何处理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以及下一步的行动作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具体指示。

　　就这样，红二方面军几经周折终于真正恢复了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这对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