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6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讲话时强调指出：“长期以来，两院院士作为全国科技大军的领军人物，崇尚科学，敬业奉献，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何发挥好我军两院院士在国防科技事业中的领军作用，事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大局。前不久，总政干部部有关部门围绕“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来自全军各领域科研一线的

院士们献计献策，对调查给予了热情支持。此次调查力求务实深入，调查内容涵盖20多个项目，整理、归纳、研究院士们的建言献策是一项艰苦繁重而又无尚光荣的任务。院士们的创新思想和创新经验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让我们从这里走进院士们的精神家园，共同分享他们创新的硕果吧！

　　2006年1月9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载入史册的一天。

　　这天，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

　　正当科技大会群英荟萃之际，一份由总政干部部有关部门组织的“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人因分析”调查表，夹在一张精美的贺年卡中悄然寄送到我军两院院士手中。从这里起步，一个全面总结我军两院院士创新经验，实际推进我军“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活动逐步展开。这样的问卷调查，在我军历史上还是首次，这是一次对我军顶尖人才的智慧之光的聚焦。这束智慧之光一旦射进全军将士的心田，必将催生千万颗创新种子发芽、成长、开花。

　　让智慧之光闪耀在“最佳创新年龄区”——

　　新军事变革是个持续创新的过程，成功的军事变革需要不断开发广大官兵的潜质潜能，让所有的金子都闪光

　　当今世界这场持续发生的军事变革，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军事创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优势比人才优势更重要的了。发挥人才优势，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科技人才在“最佳创新年龄区”充分发光。

　　如果说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科技强军提供了历史机遇期，那么人才的“最佳创新年龄区”则是每一个体获得成就的“历史机遇期”。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把两者统一起来的路子。

　　军事医学科学院黄翠芬院士在调查表中写到：按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应付考试至少花去约20年的时间，然后通过实践、探索，至少再花去约20年的时间。就是说，从知识积累、独立思考到步入创新实践，可能在30岁左右。再到能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可能到40岁左右了。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在本次对我军两院院士的调查中，院士们几乎都把自主创新的“最佳年龄区”锁定在35-50岁。这既反映出中国的国情，也带有普遍性、规律性。

　　综观世界科技发展史，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现和发明，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是38岁，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达尔文开始环球航行时是22岁，后来写出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是29岁，发明电灯时是31岁。贝尔发明电话时是29岁。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是37岁。

　　人才学理论告诉我们，科技创新的“最佳年龄区”是出成果的黄金时代。有人曾对世界1249名杰出科学家获得的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分析后得出结论，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区”在25—45岁之间，峰值在37岁左右。当然，搞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需要一定阅历，创新的成熟期可能在50岁左右。人才管理应当遵循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唯才是举，量才录用，人尽其才，才尽其时。既注意对“大器早成者”早发现、早扶持、早使用，又能对那些“大器晚成者”不以年龄“一刀切”，方能造就海纳百川的人才洪流。

　　我军测绘领域的领军人高俊院士在回信中写到：“我因文革错过了创新的黄金年龄，出成果和出思想均在45岁以后，但一些具有创新的思想却始于30多岁。”他接着谈到：“要为少数有创新思想和研究能力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特殊渠道，使他们有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研究能力。这些同志常因‘年轻’，还没有高级职称，失去担当课题负责人或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或被世俗视为‘偏才’，能力不全面等，得不到同志们特别是领导的认可；或因个性强，人际关系没搞好，成了科技创新中被边缘化的成员，致使他们许多好的创新思想得不到闪光的机会”。

　　俗语讲：英雄不问出处。如何让那些具有创新潜力但还没有冲杀出来的年轻人披挂上马，一显身手，已成为总部机关推进我军人才战略工程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值得提醒的是：每一位置身于新军事变革实践的官兵，如何把握自己的“最佳创新年龄区”而不虚度年华？院士们的深切体会，很有启发。

　　科技创新需要把握时机，科技创新更需要团队精神。现代科技的发展，正走向复杂和综合。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往往是多学科、多层次、多专业知识融合的产物，是多部门、多单位、多个人合作的结晶。据统计，从1901年诺贝尔奖颁布起，在第一个25年里，合作研究获奖的人数占总数的41%；在第二个25年里占65%，到第三个25年里已占到79%。有人对1900年以来全世界的480项重大创新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的性质和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原理性成果比例明显下降，重新组合则是产生创新的基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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