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但一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成为红四军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八月失败”。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设军委，朱德为书记。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