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叶挺诞辰110周年。毛泽东同志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支，它的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内心并未

完全放弃“剿灭共匪”的计划，只是变换一下策略，实行所谓“北和南剿”。1937年春，蒋介石密令第157师限期“剿灭”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此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判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问题，尚未涉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陈毅、项英等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只是停止敌对，就地集中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也未涉及集中改编一支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提议组建新四军，积极促成改编中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根据

　　叶挺在蒋介石任命发布后，听从党中央召唤，亲自赴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等表示，一切听从党指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谭震林担任师级领导，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最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旅级)，一、二、三支队各两个团，第四支队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不派干部，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等担任支队领导，后来又争得国民党当局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每月军费核定6.5万元，由于叶挺力争，增加到9.5万元，后来又增加到13.5万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叶挺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来点验，罗卓英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和他巧妙周旋，罗卓英提出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挺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军部之类的办法，顺利地走完了这个点验过场。

　　所有这些，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要求，叶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注重新四军的正规化训练，亲自主持编写《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即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口中得知，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具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同时，叶挺以战略家的眼光，也预见其不足:红军游击队员大都出身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读书不多，缺少文化；长期游击环境，未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未研究过战略战术；小游击队作战，一个人发号施令就可以了，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化日军，不仅要打游击战，还要打阵地战、攻坚战，大部队协同作战，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38年4月，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叶挺就以主要精力抓部队训练，他亲自给指战员讲课，讲国内国际抗日形势，讲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亲自上操场指导指战员演练，列队、出操、打靶、刺杀、搞爆破、越障碍，一一示范，并严格要求。

　　1939年春，叶挺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抗日战争进行总结。这份说明书，不仅成为我军的军事教材，连蒋介石都批示:“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为了加速军队正规化建设，叶挺还倡导并主持建立了全军的参谋工作制度。他强调军队干部必须分清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不同责任，连长以上的指挥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敌人的弱点，灵敏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击、战胜敌人上面。指挥员和参谋各有分工，参谋要随时了解敌情变化、熟悉战场、为指挥员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但由于项英的不同意见，认为部队搞正规化训练会丢掉优良的游击作风，以致叶挺的这一颇具远见的战略决策未能贯彻始终，直到皖南事变后，陈毅、刘少奇又正式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叶挺的正确主张才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竭尽所能，改善新四军的后勤保障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当局排斥异己，军费压得很低很低，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械及药品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扣押。为解决这些问题，叶挺花费了大量精力。

　　新四军在汉口筹建军部机关时，叶挺就亲自动员医学博士沈其震来新四军工作，沈其震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教授动员来一批医生、护士，很快成立了军医处，组建了前方医院、后方医院，并采取培训办法，为各支队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为部队开展医疗和战伤救护奠定了基础。叶挺到南昌后，让项英、陈毅等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自己飞抵香港，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秘书处，向海内外华侨华人宣传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抗日，争取到一批华侨捐款及医疗器材、药品、通讯器材、衣物等急需物资。1938年秋，外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采访，叶挺请史沫特莱写了一篇新四军敌后抗日的报道，打印在白绸布上，挑选了几件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还拍了一部新闻电影片，让沈其震去上海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又争取到一笔捐款和部分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军用物资。

　　重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舆论宣传，大大提高新四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叶挺本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去宣传新四军。1937年11月13日，叶挺从延安来到武汉第二天，就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召集记者招待会，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后，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汉口《大公报》于次日以显著篇幅宣传此事。1938年1月15日，叶挺由南昌飞香港路过广州，向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宣传新四军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救亡日报》和香港《珠江日报》先后发表了这篇谈话。此后，叶挺多次会见记者，向国内外宣传新四军。在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的环境下，叶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信息大量介绍到海内外，使新四军得到了海外广大华侨华人的赞扬、声援和捐助，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都同情支持新四军，痛斥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倒行逆施，也为党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纵观新四军的创建史，不难发现，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他人难以替代的。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曹晋杰为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