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菲　彭东海

　　柳昆尚是我空军培养的第一批飞行人员之一。

　　他从事飞行事业几十年，执行的不是一般的飞行任务，而是为共和国的领袖们飞专机。其中，他为保障毛泽东主席飞行42次，时间156小时零5分；为周恩来总理飞行70次，1919

小时零7分。他是为这两位领导人飞专机次数最多、空中飞行时间最长的飞行人员。

　　回忆当年毛主席第一次乘坐空军飞机的往事时，这位年逾花甲的专机通讯员仍激动不已。

　　“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

　　1956年5月3日是个极其普通而平凡的日子，但它对于我，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那天清晨，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机场向我们机组6个人下达飞行任务时说“坐飞机的是毛主席”的一瞬间，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司令员随后又嘱咐道：“这可是毛主席第一次坐我们空军的飞机，你们千万要谨慎小心，冷静沉着，不要紧张。”虽然我在前一天晚上知道了这次飞行的航线由北京经武汉，降落终点是广州的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所乘坐的那辆黑色吉姆车缓缓开来。所有在场的人本能地迅速地在机门下站成一列横队，等待着那神圣的一刻。

　　吉姆车在机翼外侧缓缓停稳，里面出来一位年轻人。他绕到车身的另一侧，拉开了车门。一只穿黑色布鞋的脚落在地上。紧接着，我们看见了那张早已熟悉、时时神往的脸。毛主席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装，身材魁梧健壮，头上参差着几根华发，两只眼睛闪亮，炯炯有神。

　　从汽车上下来后，毛主席首先仰头观望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趋步向前，向毛主席报告这架飞机的基本状况：“主席，这是一架苏联制造的里-2型飞机。这种飞机安全性很好，起飞、平飞都比较稳。这架飞机机号是8205号，已经飞行5年多了，飞行状况很好。主席，请您上飞机吧。”

　　毛主席走到队列前，同我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很高兴地说：“你们都很年轻啊！”之后，他再次把飞机巡视了一遍，然后大步走向飞机。

　　望着主席顺梯拾级而上的背影，我想起了司令员刘亚楼对我们说过的话：“中央的同志曾考虑请毛主席坐外国的飞机，请外国人来我们中国的天上飞，可是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了：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不坐，我就是要坐咱们中国人驾驶的飞机！”毛主席坚持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部分地反映出他的思想。他显然希望我们中国的空军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能够抵御外国侵略者。早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时就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飞机起飞后，一切正常。大家一丝不苟，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

　　第一次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就是长距离飞行。我们飞越华北平原、中原大地，进入江南水乡。天空碧蓝，万里无云，大地广袤，一片葱绿。毛主席坐在飞机上兴趣盎然。

　　飞机飞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在武昌的南湖机场降落。当天，地面有2米／秒左右微风，由东北刮向西南。机场调度室指挥我们：“由南向北迎风降落。”飞机几乎无觉察地缓缓降落。机组成员各自忙着着陆的准备工作。只有我算最悠闲，因为飞机就要降落，负责空中联络的通讯任务基本完成。

　　我的座位背向机头前进的方向，面对通往客舱的那扇门。此刻门徐徐推开。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由门的那边进入门的这边。不用细辨认，我就知道是毛主席。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在这个时候到前舱来，便本能地从座位上弹跳而起。

　　从门到我的座位，本就不过三四步距离，毛主席步子大，三两步便到了我跟前。毛主席伸出温暖的大手，轻轻放在我的肩上，顺势往下一按，示意我原位坐下。平日里，战友们都视我为机灵人，可这会儿我那股机灵劲不知哪儿去了，只是傻乎乎地机械地一次次站起来，心里转着一个念头：怎么能让主席站着呢。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按我坐下。

　　就在我与主席推让的时候，右侧座位上的领航员张振民趁机从主席背后挤了出去(前舱空间比较小，主席身体较胖，他站在过道里，左右几乎没有剩余空间)，这才解了我的围。我指着空出来的位子，请主席坐下。主席转动脑袋看了一圈，确定这个位子无主后才坐了下来。

　　主席就坐在这儿观看外面景物，然后又将视线由机舱外转移到机舱内。他默默注视着飞行员的每一个操纵动作，那份专注、那般用心跟新上飞机学习飞行的学员不相上下。

　　静观一阵后，主席大概没能看出个中奥秘，他的一个个提问便接踵而来。

　　机长轻轻压杆。飞机慢慢倾斜，形成15度坡度。主席侧头朝窗外一瞥，左机翼斜刺地面，回头再往右边一望，右机翼高高翘起，直指青天。“这是做么子事？”

　　“操纵飞机转弯。”从主席的眼睛里，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并伸直右胳膊，掌心与地面垂直，再朝胸前一弯，掌心对着胸口。主席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观察。

　　着陆前，飞机必须减到适当的速度，才能保证平稳地落在跑道上，因此飞行员必须收油门。主席看见了，忙又问：“这又是做么事？”

　　“减速，减小飞行速度，和汽车收油门一个道理。”同时，我用脚朝地板一蹬，做了个踩油门的动作。主席懂了，又点点头。调导航台，校场压，调调整片……一路飞下来，每个动作他都不放过，都要问个为什么，直到弄懂。

　　经过4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飞机于12点30分降落在南湖机场。

　　走下飞机之前，毛主席手扶机舱门，迎着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高兴地对跟在身后的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当天下午，我们从南湖机场起飞，经过3个半小时的航行，到达广州白云机场已是下午6时。毛主席下了飞机后要进城去。我们需连夜返回北京。大家自动在机门前列成一横队为毛主席送行。毛主席笑容满面，走过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

　　临时改变飞行路线，与地面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

　　至5月30日，毛主席在广州小住近一个月。我们奉命再次飞抵白云机场，去完成任务的另一半——接毛主席回北京。

　　当日，由广州到长沙，次日，由长沙至武汉，我们一路无事，顺风而行。在武汉停留了几天，6月4日下午，专机从王家墩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以为一路都是大平原可畅通无阻，可问题偏偏出在认为不会出问题的地方。

　　专机飞临河北衡水。前方黑云翻滚，密密地一大片压在航线上，高山一般，抬头望不见顶，低头看不见底，而且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就是飞行员最忌讳的雷雨云。假若闯将进去，飞机不被雷电击个七零八落，也会被掀个底朝天。怎么办？爬高飞越？不行，飞机性能的高度极限是4000米，谁能知道望不见顶的云高是多少呢。降低高度云下穿行？也不行，又有谁知道云底高是多少呢。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蛇行绕飞避开的方法。

　　航线临时改道河北沧州机场，再由沧州转向正北，飞终点西郊机场。

　　虽然是特殊情况下的飞行，机组并无慌乱。那时主席专机活动全国禁空让道，不怕发生两机对头相撞的危险。大家沉着应战，各尽其责，飞行位置十分清楚，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空中相撞的危险虽不存在，可来自大自然的雷电干扰却无法消除，绕道不能太远，不然在空中的时间就拖延太长，因此我们几乎是擦着云边飞。强大的雷电干扰使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失灵。我们与地面完全失去联系。里-2飞机上又只配备了短波，没有超短波设备。尽管我用备用的150瓦大功率电台换下了平时使用的40瓦功率电台，但仍无济于事。直到临近机场上空，地面已经听见飞机的轰鸣，我才勉强收听到塔台的呼叫，收听到着陆方向。

　　这回可把地面的同志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了近40分钟，又因绕飞延长了到场时间，这段不平常的时间使塔台上机场里所有的人备受煎熬。毛主席的专机失去踪影，不知飞往何处，或停留何方……把个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团团转。

　　机轮刚擦着地皮，坐镇塔台的刘亚楼便急冲冲疾步奔向停机坪：

　　“哎呀！我的脑袋都掖在裤腰里哪！”

　　我正愣愣地琢磨着刘亚楼那句莫名其妙的话，担任地面指挥员的飞行大队长蔡演威说：“敢情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与你们失去联络半个多小时呀！没有任何消息，不知道飞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飞机是否安全无事。上面坐着的可是毛主席呀！刘司令员守在我的身边一个劲催：‘快叫，快给我叫！’我的嗓子都喊哑了，始终听不见你们回答。”

　　蔡演威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听得我的后脊梁也直冒冷汗。难怪司令员刚才会那样说，所幸的是大家虚惊一场。

　　当雷电交加风起云涌、气流横行肆无忌惮地摔打飞机的时候，毛主席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照常念他的英文、读他的线装书。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大风大浪，还是对待人世间的大风大浪，毛主席的态度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毛主席第一次乘坐我们空军的飞机就是这样地富有戏剧性，让人永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