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恭挑起两派争论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

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至此，四军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

　　在此次争论中，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古田会议肯定毛泽东建军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苏联报章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