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想象中的“中国海军威胁”，原作者师法十九世纪的俾斯麦主义故伎，试图呼吁建立一个环太平洋军事同盟，以围堵中国。原作者简要介绍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军事组织结构概况，声称他在过去3年中曾在该地区广泛游历。他说，在美军所有战区司令部中，太平洋司令部一直是管辖面积最大、最值得重视和最令人感兴趣的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1899至1902年的菲律宾战争中的美国太平洋陆军)。该司令部的作战区域从东非直至国际日期变更线，包括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一半，该地区经济总量也超过全球经济总量

的50%。世界上最大的6个军事实体，其中两支现代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军事力量(美国与中国)，都位于太平洋司令部的作战责任区内。除了战舰和潜艇，PACOM下辖的作战部队实际上多于中央司令部。虽然目前的美军战区司令不象过去那样掌握部队，但上述统计数据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表明美国已选择将大部分作战力量部署于太平洋战区而不是中东。实际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实施作战行动时，基本上是从太平洋司令部抽调部队。

　　近年来，美国已不动声色地与一些国家通过协商建立了双边安全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则很少建立类似的安全合作)，美军由此已在太平洋司令部位于夏威夷首府火努鲁鲁的司令部建立了某种类型的太平洋军事联盟。在当前形势下，在火努鲁鲁举行的会议远比在迪奇里和达沃斯举行的会议更为有趣。到太平洋司令部的与会人员通常是来自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的军官。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0 n Bismarck)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之父，他如果能活到现在，也将认识到新兴的太平洋体制的重要性。2002年，德国评论员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在《国家利益》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想象力的文章。他在该文中指出，从政治联盟的角度而言，美国目前的情况类似于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当时的英国、俄罗斯和奥地利需要普鲁士的程度高于前三者之间的相互需要程度，这使得它们总是屈从于普鲁士的意志。美国对阿富汗的进攻开创了一种新局面，美国在这种形势下能针对不同的危机组成不同的联盟。约菲指出，世界上的其他大国目前需要美国的程度大于它们的相互需要。

　　不幸的是，美国未能迅速利用这种新的权力体系，这主要是因为布什总统缺乏俾斯麦的严格自律，后者知道，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只要某一方不占据绝对优势，就能保持该体系的持续运行。而布什政府在进攻伊拉克的准备过程中正是形成了绝对优势，这导致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及其他实力稍逊的国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等，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然而，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种俾斯麦式的权力体系仍旧充满希望，这主要有赖于在远离华盛顿“意识形态温室”5个时区的夏威夷的美军军官们的实用主义。实际上，PACOM代表的是一种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布什政府所创造的更纯粹的俾斯麦式的帝国主义式结构。正如1994年亨利.

　　基辛格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的：俾斯麦基于表面上的孤立主义观点，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全方位联盟，突破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他认识到，一旦能正确调整权力关系，将能够避免战争，由此为中欧地区带来了和平与繁荣。

　　为落实作者所谓的“太平洋俾斯麦主义”，他建议美国采取类似的实用主义方法，他声称只有采取此类政策，美国才能接受中国不可避免地崛起为世界大国的现实。反之，将会使21世纪的地球成为战场。在世界大国崛起或重新崛起的过程中(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可作为近代的两个先例)，它们都会表现出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如今，中国投入资源建造常规和核动力潜艇，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不仅试图保护其沿海地区，而且将把其势力范围扩展至太平洋深处。

　　这种构想完全符合逻辑。就文字意义而言，中国领导人可能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正在寻求为中国13亿人口中的大部分人建立一种类似于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为实现该目标，中国必须保证其海上通道的安全，从而能顺利地从中东或其他地区输送

　　为了履行好职责，美军军官们必须以最为谨慎、机械和实用主义的方式处理好力量问题，反复评估地区力量的平衡，同时将政治平衡的价值问题交给文职领导人。这使军事官员成为所有政府专业人员中最不易受到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新保守派的干涉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士。

　　二战的历史显示了这种方式的重要性。20世纪30年代，美国军方对德国和日本不断增强的国力感到紧张，向政府提出了扩充军力的合理要求。而到1940和1941年，军方正确地提出了可能会面临两线作战的警告；到1944年夏末，美军则本应更少思考如何击败德国，而将重点更多地置于如何遏制苏联。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员都担忧台湾宣布独立的问题，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交战，而这种情况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印尼的情况则是另一个例子：无论印尼军方的人权记录多么糟糕，但PACOM进行了正确评估，即只有采用非对抗政策，才能在一个标志着世界恐怖主义未来发展的地区开启中国与印尼的军事合作之门(美军对亚洲海啸的反应当然是一种人道主义努力；但PACOM的战略人士不得不承认，美军的积极反应将有助于获得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基地的政治支持，而这种努力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组成部分)。再看韩国的情况：美军太平洋战区的一些军官将朝鲜与韩国的统一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朝韩统一后的新国家到底是受中国的影响而被“芬兰化”，还是被纳入美国和日本的影响范围。

　　太平洋司令部对亚洲大国运行机制的深入研究使它在外交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影响，并由此在华盛顿形成了更大的杠杆作用。太平洋司令部将不会象中央司令部那样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不应受到类似于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福音教派的新教徒们更关心的是圣地的命运而不是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形势。由于误判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将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因此美国的工商业和军事利益有可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中国采取传统的威慑战略，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没有必要的挑衅，由此进一步提高了太平洋司令部的权威性。换言之，美国针对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立场源自于某种内在的稳定性，它反过来又强调了在极长时间内实施的冷战新概念。此外，太平洋司令部所处理的多种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复杂性将使该司令部形成比中央司令部目前具备的更大的影响力。一些军事专家曾以轻蔑的口吻对本文作者指出，中央司令部目前对付的只是“三流水平的中东国家陆军。”

　　美国在未来数年内将重点从中东转移至太平洋地区——即便这只是理想主义者的乐观预测——也将迫使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他或她属于哪一个党派)不得不采取类似于较为温和的共和党总统(如布什、福特和尼克松等)所实行的外交政策。风险控制将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即使伊拉克成功地转变为民主国家，这也肯定只是一种代价极为高昂的成功，以至于美国军方或外交界都不愿重复这种尝试，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更是如此，棘手的军事冒险将会造成规模巨大的经济衰退。迈克尔·维克斯(Michael Vickers)是美军“绿色贝雷帽”部队前成员，80年代曾作为中央情报局官员为阿富汗抵抗力量制定了武器发展战略，目前任职于位于华盛顿的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他指出：“与中国开战很容易，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作战场景，不仅仅是在台湾——尤其是当中国正在发展可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潜艇和导弹作战能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困难的是，如何结束这场与中国的战争?”

　　与参与一战的国家相类似，而与各方都一直高度关注的“无赖国家”所不同的是，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将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即使其中一方在大规模作战或相互导弹攻击中被对方击败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具有深远影响，维克斯指出：“要结束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意味着要对其政体进行某种形式的改变，因为美国不能留下一些受到伤害和感到愤怒的政体。”另一位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分析人士告诉本文作者：“要结束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迫使美国大幅度削弱中国的军事能力，由此成胁到中国的能源来源以及中国政府对权力的控制。而此后的情况将发生巨大变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

　　对于太平洋司令部而言，更好的方式是采用俾斯麦主义的方式，从相对较为孤立的地理中心一夏威夷群岛——分别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如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反过来又通过建立次级中心，帮助美国控制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群岛以及印度洋地区。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以一种极为巧妙的方式遏制中国，进而在较长时间以后使这个逐渐崛起的大国在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被纳入PA COM所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也正是北约最终促使苏联解体的方法。

　　在未来数十年间，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言行，中国仍将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美国确立的唯一现实目标将可能是促使中国将其投入的资源用于增强防御而不是进攻能力。美国的努力必须异常谨慎，因为中国与以前的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不同，毕竟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在大幅度增强。工商业人士非常乐于谈论“中国概念’中国没有必要象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一样，被动地乞求外来投资。中国采取将传统的中央集权与市场经济相融合的方式，在整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拥有了广泛的文化影响力。由于中国目前正在改善其数以亿计的公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内部的反对者很难具有象苏联时期的萨哈罗夫和夏兰斯基那样巨大的影响力。只有在那些专制极其令人厌恶和政治统治不成功的国家，如乌克兰和津巴布韦等，民主才具有吸引力。但世界上存在许多灰色地区——如约旦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集权因素反而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以新加坡为例，它将民主和集权统治相结合，使华盛顿的理想主义者们感到厌恶，但太平洋司令部考虑的问题是，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它却是太平洋地区最受美军欢迎和最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该国军队的精英中不存在种族歧视，军官和士兵享有优厚待遇，其建立于文莱的丛林战学校具有一流质量。除位于北方的日本外，在太平洋地区只有新加坡能为美军提供另一个非美国军事基地，并可供美军停泊核动力航母。新加坡帮助美国在印尼搜捕伊斯兰恐怖分子，这种努力等同于甚至超过了美国最可信赖的西方盟国。华盛顿的一位军事未来学家告诉本文作者：“新加坡在每个方面都令人敬畏。”

　　用太平洋战区的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军的话来形容，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标必须是奉行“多边军事合作方针”。这不仅仅是指美军未来将与新加坡军队在文莱进行联合训练，与印度空军进行试验飞行，在泰国进行大规模年度例行军事演习，或经澳大利亚同意在其北部地区使用一个即将开放的训练设施，还包括与亚洲军事盟友建立排一级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并不断派遣美军部队在该地区的不同地点执行训练部署任务。

　　与北约体制相比，上述情况是一种进步，前者的作战适应性一直受制于前东方国家集团军事力量的较差标准。政治因素也有利于美国将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美国与欧洲当前的紧张关系对双方军事合作造成了不利影响，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却愿意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交流，并以此对抗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海军。这种情况将对美国有利。日本军事力量的规模虽小，但其特种部队和潜艇力量具备优异的作战能力。而与英国相比，采取前沿攻势部署态势的澳大利亚更适合与美国实施协同作战。

　　即便如此，在太平洋地区奉行多边军事合作方针仍将受制于美军的技术优势；美军在与那些高技术装备投入不如美国的亚洲国家军队进行联合训练时将会遇到许多难题。一个典型的军事教训是，技术优势并不总是能转化为所预想的作战优势。美军在作战能力上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军队，即使是最优秀的外交人士也无法缓解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孤立感，因为外交活动如果不立足于对力量对比的现实评估，它本身将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