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专文——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

　　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势，人们对于和平与安全也有新要求和新思考。

　　◎ 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冲突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冷战时与冷战后不同。冷战时期的战争主要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利益的战争，第二类是苏联和美国两个阵营的争夺战，第三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四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由于反殖民主义的胜利，第一类战争已基本结束。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向，第二类战争也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两类战争便非常突出，再加上新出现的因素，因此，冷战后的冲突和战争大约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战，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是干预战争，往往是大国或国家集团对另一国的武力干预，第四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目前主要指大规模为害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我将恐怖主义归入战争，还出于更前瞻的观点，即将来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非传统冲突和战争，也不应忽视。

　　不仅战争类型发生了变化，而且战争的动因也大为不同。在冷战结束后的头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所有冲突和战争的90%以上。在冷战时期，新兴国家之间兵戎相见主要为了争夺资源要地和战略重镇。而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争原因却与民族、宗教和文化相关，当然也仍有经济和战略的争夺。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差异，在封闭的小型社会中，往往不被察觉，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却突出为人们安全的保障，认同的核心。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容易酿成冲突和战争，因为它们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较低。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方面造成了各国经济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富国之内、富国与穷国之间和穷国之内的贫富悬殊，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加上现在国际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弱势群体具有无助、绝望甚至逆反的情绪。这就成为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温床。全球化也使得恐怖组织、海盗组织和贩毒组织更容易获得武器包括核武和化武，更容易建立国际网络。从更长远的观点看，温室效应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将使许多国家失去领土，环境破坏导致的争夺水资源，某些致命疾病的流行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性。

　　另一个新的动因是外来的干预增强，尤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强化，倾向动武解决问题，实行先发制人战略，而其他各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制止其行为。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明证。由于美国的经济、军事和软力量都处于巅峰状态，以至于其不少智囊鼓吹“帝国论”，要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外出干预的动机仍然是强烈的。

　　对于未来战争和平趋势的把握，我想提出以下判断。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大战不会爆发。因为大国之间既无对抗能力也无对抗意愿，真正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仍然是大国。目前存在的冲突，基本上在地区或次地区层次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体仍处于和平状态。其次，冲突与战争的高发区域在欧亚大陆的“柔软下腹部”，即从巴尔干、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直至东亚的弧形带，非洲和某些拉美国家。这些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困难，转型的阵痛，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的交错等复杂因素，成为最不稳定的地区。再次，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如金融危机、“9·11”事件、非典、禽流感等等，其中有些与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如“9·11”事件所引起的战争，有些则不然。最后，面对新的挑战，各国具有强烈的合作愿望，同时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两大问题最值得关注。第一个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造成的冲突和战争应当如何判定性质，如何应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只关注国家之间的行为和互动，对其他行为主体相当忽视；基本上侧重于政治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视为低级，由此产生了“高政治”和“低政治”之区别。它很难解释今天的问题。事实上，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关系的综合理论，来解释人类面临的困境。一个重要的趋向是，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等对世界的影响相对上升，“低政治”正在升高，甚至侵入到战争与和平的“高政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非国家政府主体的作用在增强。当然，这完全不是贬低国家的作用。因为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人类一定会运用各种组织方式来应对，而目前最强大的组织仍然是国家及国家组织。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新的威胁与挑战。显然，我们原有的思想、原则和规范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的思想、原则和规范。而且，必须新老交接，传承更新，循序渐进，最终除旧布新，不至在转变过程中弄得无效失范，天下大乱。主权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目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主权在解决国内、国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结合的冲击时，暴露出缺陷、软弱和无奈。然而一旦对国家主权的概念和原则进行调整，就会使整个国际组织和机制的根基动摇，必然随之进行重大变更，所有的主体尤其是国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做好充分的准备。

　　今天，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的作为仍然处于国际舞台的中心。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目标要求各国更加紧密的安全合作，并且也将非国家主体吸纳进来。

　　◎ 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国际合作

　　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国际合作有双边和多边两种形式，多边合作愈益重要，本文将集中于此。联合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有权威的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成立的目的首先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并为此宣布了国际事务中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主权平等的原则，权利和义务统一的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和威胁的原则，集体安全的原则，以及不干涉本质上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事务的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尽管也屡遭侵犯，但侵犯行动在国际上失去了合法性，受到道义谴责。

　　但是，联合国并非完美无缺。从理论上说，联合国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冷战时期不可能达到集体安全，因为无法就判定侵略达成一致，于是联合国便设计了预防外交与维和行动，这一做法富有创意，至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较易判定，如果大国之间意见相同，在冷战结束后也较易实行集体安全，例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但在冷战后纷繁复杂的冲突中，大国之间、各国之间的立场经常大相径庭。民族自决权在反殖民主义统治时具有正义性，也容易判断，但是在现有的主权国家内，民族分离主义就很难定性。从人权的角度看，免于大屠杀或种族灭绝的干涉是正当的，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判定情势，如何决定干预，谁来干预，以及为什么干预此事而不干预彼事，等等。在先发制人的问题上争议更大。从理论上说，不应当让成千上万的人牺牲之后才去干预，先发制人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各国都以此为借口，自行其事，和平与稳定将全被破坏。这将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大开方便之门。

　　尽管人类尚未达成共识，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基本趋势却是，国际干预的可能性在增加。丹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即使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干预也有其合理性。同时它也指出了干预的危险性，提出了干预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一般强调不干涉原则，坚持维护自己的主权。然而，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各国精英也产生了不少新思维。马来西亚战略和国际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哈桑指出，不干涉原则应再定义。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有明确目标并得到地区国家支持的干预活动，主张干预要采取渐进形式。这些新思想富有启发意义。

　　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崇高地位仍然不变。联合国是一个提供合法性的国际机构，而且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国际事务中缺少合法性会使一国付出重大的代价。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抛弃了联合国，导致在软权力上损失严重，便是一例。在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上升的今天，各国合作的空间增大，联合国实施集体安全的可能性将增大而非缩小。即使集体安全无法实施，联合国仍然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制约和外交安全阀的作用。联合国和国际法还保证国家之间的交往增加可预见性，有序地处理因交往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冲突。

　　联合国的集体安全制度发挥作用需要解决由于出现以下情况而面临的困境。第一，面对难以判断其性质的内战、非传统安全威胁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第二，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意见对立、安理会陷入瘫痪或某一大国根本甩开联合国自行其事时，联合国无从发挥其作用，无法制约享有否决权的大国。第三，如果各成员国不提供资源尤其是军队，联合国无法履行从集体安全到维和等方面的职能。因此，联合国的改革必须从攻克现存的难关入手，才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上有所进展，适应21世纪的要求。

　　首先，联合国安理会应当依靠各国的精英和智库，开展对于当今和未来冲突、战争、威胁的研究，逐渐形成一些共识。

　　其次，联合国应更重视与大国的磋商，大国应更尊重在联合国多边框架中的协调。联合国最根本的改革应是改革大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只要它们真心实意地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哪怕在现有条件下也能解决不少问题。大国之间的共识与合作是决定性的，对其他国家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

　　再次，联合国应当进一步将防止冲突和促进发展的计划结合起来，标本兼治，收取实效。事实证明，动乱冲突频仍之地，往往是经济衰退社会落后之处。联合国的发展和援助项目应当有重点地倾斜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欧亚大陆弧形带,还可以有重点地与某些地区组织联手促进一些项目。

　　最后，大力推动不同文明、文化、宗教、民族之间的理解，让文化多样化的理念深入人心。例如，当前可以组织对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和研讨，以便对伊斯兰文化如何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提出建议。联合国曾接受伊朗的建议，设定了“文明对话年”，是良好的开端。今后应不断推动，使其规模更大，影响更广，效果更好。

　　◎ 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

　　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为世界关注的议题。温家宝总理最近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五要义，做了权威性的解释。显然，中国的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代价最小，最能被邻国、各国和大国所接受，对于地区和世界也是最有利的。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要在新世纪战争与和平的总体背景下展开，必须应对战争与冲突的新威胁和新挑战。

　　中国对于未来的安全威胁已经做出了富有前瞻性的判断。2002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报告比起在1997年十五大的报告，有了很大的调整。两者都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点上具有延续性。但是，在下述方面却很不相同。首先，十五大报告认为，世界局势总体走向缓和，而十六大报告却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其次，十五大报告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十六大报告却第一次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并把它放在霸权主义的前面。再次，十六大报告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提法上，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最后，十六大报告又将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和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列入了世界不安宁的清单。针对中国所处的独特条件，如处于矛盾集中的发展阶段，易受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冲击，邻国众多，情况复杂多样，祖国统一尚未完成，中国政府对威胁的判断是比较充分和准确的。

　　因此，中国的对外战略中的安全考虑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已经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现在应当将其发展为比较完整的适用于中国的安全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中应当包括综合安全，国内、地区和全球不同层次的安全，预防安全，合作安全等等内容，并能解释中国所遇到的难题。特别需要加强主权与人权关系的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有所推进。最近中国把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内容写入宪法，是很大的进步。它将有助于安全问题上的思想创新。

　　中国已经加入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并正在考虑加入第三个。这一举措意义重大。中国像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珍视主权，以主权维护人权，这将是无庸置疑，坚持不变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必须应对主权理论和实践所发生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和政策。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了新的实践。例如，在非典肆虐时，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和帮助，实际上主动地让渡了部分主权。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中国海共同行动宣言》，带有共享主权的色彩。当中国愈益深入地参与地区和世界的多边合作时，“主权让渡”和“主权共享”的问题会愈益频繁和突出。经济上的合作尽管也有分歧，似乎较易统一，安全上的合作则更加困难，因为要改变许多思维定势。

　　中国已经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地区组织中去，中国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拟议中的10+3组织，上海合作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等等，标志着相互依存的深化。应当承认，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地区邻国的利益在安全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应当共同维护。现在合作的程度离各国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也正是各国批评和期待之处。过去邻国担心中国介入地区事务，当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下降时，邻国也会因中国的不介入或介入不够而不满。例如，世界各国都希望中国政府在解决朝核问题时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政府为此主持了一次三方会谈、两轮六方会谈，受到了外界高度赞扬。国际体系、制度和机制正在不断变化之中，每个国家都有机会影响其走向，关键在于参与和贡献。参与和贡献越多，发言权越大，作用也越重要。

　　东亚的情况比较复杂。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中国政府领导人早就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个历史现实，中国希望美国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军事同盟中可能具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但也要看到它们并非完全针对中国，确实也有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对前者我们在保持高度警觉，对后者则可寻求合作。还要看到，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并非零和游戏，未来互相之间的关系还要靠互动决定其走向。当美国与大国和各国协调时，能够发挥很大的建设性作用，当它独断专行、一意孤行时，也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我们应促进前者而反对后者。即使当它主观上要搞霸权主义，而客观上却有积极作用时，也应当利用与合作。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都占有重要的份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但是，这不等于美国的作用可以取代其他国家的作用。我们与其他大国有许多更为接近的理念，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伙伴关系对中国的安全弥足珍贵。中国与俄罗斯、日本、欧洲大国也有差异和分歧，甚至有安全隐患，但是应当尽力控制在小范围内，不使其影响到大局。大国之间的合作已经不仅关乎双边关系和双方安全，而且涉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的责任。

　　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多边外交，无论在地区组织还是在世界组织里。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作为独立平等的大国的经验，中国必须学习多边外交，学习做一个体系内的大国。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回避地涉及台湾问题。中国的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它受到众多国际因素的影响，也将影响到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是坚持一个中国，和平统一。为了对付台独和外来干预，中国也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的往来不断发展，成为相互依存的基础。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我们应当增强信心，放眼未来，超越岛内政治，甚至超越两岸关系，以大胸怀和大思路去赢得台湾民心。只有两岸中国人齐心协力地争取和平繁荣，与国际社会的努力结合起来，达到良性互动，才能迎来台湾海峡的丽日晴天。

　　巨大的挑战往往也孕育着巨大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在应对挑战中把握机遇，创造机遇，汇入世界前进的主流。

　　俞新天研究员简介

　　1992-1994年担任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1994-2000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对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颇有研究，出版过许多涉及该领域的有影响的论文与专著，其中包括：《世界南方潮——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走自己的路——对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设计》、《机会与限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条件的比较》等。□ 俞新天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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