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想把它变成“东方凡尔登” 而胡志明却使它成为新的“滑铁卢”——

　　致命赌博：奠边府的决战(上)

　　⊙ 奠边府战役，法国远征军在远东遭遇的最漫长、最激烈的战斗。170天对峙，57天的战斗，犹如地狱。此次战役被许多军事学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它既改变了印度支那半岛上当时地缘格局，也改变了东南亚的历史大势。然而，在大多数历史教科书中，奠边府战役只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短短一段……

　　□ 本刊特约撰述 陈肇祥

　　◆ 决斗就要发生

　　“预计敌人的进攻将很快到来！”1954年3月10日，法军指挥官在望远镜里看到越南人已经遣散了居住在山谷里的居民、清除障碍物、扫清射界。

　　有史记载，奠边府战役爆发前一天，“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领袖胡志明在位于奠边府与巡教之间的越盟军孟曼指挥部里与他的部属一起开会，胡志明摘下热带头盔，把它翻了过来，握起一支拳头往头盔里一伸，说道：“法国人就在里面。”然后，伸出手来，用手指慢慢地在头盔边沿划了一圈，神秘地说：“我们呢，就在这！”

　　老虎与大象的决斗就要发生。藏匿在丛林的老虎将突袭笨拙的大象，大象将慢慢流血而亡。

　　◆ 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

　　从1945年到1949年以前，法国与越南民族主义者进行着“猫抓老鼠”的游击战争。当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仍是法国的殖民地。东南亚丰富的矿产、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是西方工业社会经济恢复所急需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仍固执地寻求维系“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办法。可绝大多数越南人已厌倦了在法国或者其他外来势力统治下生活，特别是二战期间，他们看到法国人一样会在亚洲被打倒在地，他们渴望国家的独立与自由，甚至不惜为此失去生命。这一切都迫使法国政府必须无休止地将有限资源投入到这场“旧世界保卫战”中。

　　法国殖民当局最恐惧的是印度支那共产主义力量的不断壮大，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优秀的游击队员乃至组织起一支军队，这便是有名的“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随着新中国的建立，1950年1月18日，中国政府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苏联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与越南建交，从此，越南抗法战争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底，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求援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胡志明的请求，作出了全面援越的重大决策。背靠强大的红色政权，越盟军队得到大量武器及国际支援，尤其是精良的重型武器，战斗力也日益向正规化方向发展。中共中央派遣高级将领陈赓协助越盟军队训练其党政干部和军队，并直接指导越盟军作战，后以韦国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给予战略战术方面的指导，协助越盟军遂行多次战役。

　　对法国人而言，这是一场险恶的“生死游戏”，难以捉摸的越盟给法军带来更大的伤亡和物资消耗，他们的游击区正在扩大，法国人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但是，在法国后面仍有美国人给撑腰，他们派遣了不少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事顾问给法国人出谋划策，而且也有不少“志愿者”参与支援行动，其中就包括不少C-119运输机的飞行员。

　　越盟军最高指挥官武元甲开始变得更加大胆而且好斗，他有足够多的本钱与法国人面对面的交锋。法军吃力于在这个远离本土16000公里的丛林中找寻敌人，部队士气随着战事的拖延而每况愈下，而战争开支也让法国政府感到难以维持，国内的反对派尤其是以法国社会党、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力量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也令政府举步维艰。

　　到1953年末，越盟已重建了军队并通过整训使其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现在他们拥有6个步兵师和1个重型炮兵师(第351师)，许多炮手在中国广西进行训练，而几乎所有步兵都是游击战的老手。事实上，为了准备彻底了结这场持久战，大量的中国和苏联教官正积极培训着胡志明的士兵，他们第一次得到较好的武装、现代化的训练和安全的基地。他们坚定、斯巴达式的刻苦训练是法国同行难以望其项背的。

　　法国政府没有认真对待印度支那局势的潜在变化，尽管法国已参加寻求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日内瓦会议，但军方和政界依然用“叛逆者”的眼光看待已壮大起来的越盟，他们还是心不在焉地命令当地殖民军“发现-摧毁”越盟，试图通过简单的“警察行动”遏制住越盟力量的成长，与此同时，动荡的阿尔及利亚和国内政治危机也让法国政府的精力透支，当印度支那战争的主动权发生转移时，法国人的对策依然是那么傲慢而僵硬，等待着有朝一日“越盟溃疡”整个毁掉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存在。

　　◆ 寻找中的决战

　　1952年以后，越盟和法国都意识到，必须采取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否则他们其中一方肯定会无可挽回地被永无止境的战斗慢慢榨干最后一滴血。法国驻印度支那最高军事统帅， 55岁的亨利·纳瓦尔将军正准备采取这样野心勃勃的行动来书写他的军旅辉煌。他过去在法军情报部门工作过，1940年曾指挥过一支阿尔及利亚轻骑兵团抵抗纳粹德军在西线的进攻，而后参加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他随盟军一起渡过莱茵河，并在卡尔斯鲁厄的战斗中赢得荣誉。

　　纳瓦尔的主张得到其他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官的狂热拥护，这些人包括他的副手雷内·考哥尼少将，他的“金童智囊”德·卡斯特里上校，纳瓦尔的计划就是让卡斯特里率领部队进入“某个能使敌人上钩的口袋，然后扎紧出口”。除了卡斯特里上校以外，其他具有不同本领和特长的指挥官们也加入了这一冒险，其中之一是毛里斯·布鲁诺·比吉拉德，他从未在正规军中服过役，但在二战中却是一位在纳粹占领区搞破坏的行家里手。比吉拉德接受了纳瓦尔的任命，率领一小股伞兵部队空降到越盟后方的山区腹地，并向当地山地土著居民传授战斗和破坏技能，对于他领导的这些人来说，比吉拉德是一个“神奇的伞兵”，比吉拉德对手下人的这种崇拜感到很满意，他平时从不携带武器，因为他总是信任和依赖他的部下，把所有的"活"都交给他们去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法国指挥官中还包括皮尔斯·朗莱斯，他是一个只懂得战斗的蛮汉，这次是他第三次来越南打仗。另外就是“独臂将军”查尔斯·皮罗士上校，他在二战中失去了他的一支胳膊，有人说查尔斯·皮罗士上校是法军中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因此他将负责指挥在奠边府的法军炮兵部队。

　　纳瓦尔设想通过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来打开进攻越盟的新局面，这是一种新的作战概念，即在敌后建立“空-地基地”，或者说“空降前进基地”。这个作战概念的核心是通过空降在敌后领土上建立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坚固据点。一旦空降兵和工兵建立并巩固了这些前进基地，他们将在那里固守，并立即通过空运或者空投对他们进行补给以及增援。这些前进基地的任务是对敌人的补给线进行持续的威胁，并且威胁敌人的大后方。另外，如果敌人想赶走或者消灭他们的话，基地坚固的防守将极大地牵制他们的兵力。

　　这个战术于1952年10月开始付诸实践，法国外籍军团和他们招募的土著士兵们在新建的基地坚守了几个星期，击退了越盟数次人海攻势。1953年，法国开始加强红河三角洲地区的防守，并准备对西北地区的越盟军发动一系列进攻，法军同时还在这一地区的一些城镇建立防守阵地，包括与邻近中国的莱州、河内西北盆地的那产、老挝的琅勃拉邦和查尔平原。那年春天，武元甲将军对那产发动一次大进攻，经过几天激战，越盟军损失惨重，有1544人阵亡，1932人受伤，武元甲被迫撤走了大部分兵力，但留下小股部队骚扰法军，阻止法军撤出那产，不过，纳瓦尔指挥法军成功地从那产撤退。正面冲突的失利和部队伤亡急剧攀升，使武元甲认识到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必须坚持“打了就跑”的战术，消耗法军的机动兵力，将其困在沿中越边境设置的孤立据点中。然而这些作战大多是以法国人自己成功撤出基地而告终，原因是越盟军没有制空权，法军在飞机的帮助下能相对顺利地在二维空间调节兵力的使用，而且他们总是在寻找能够有效地威胁越盟军的据点加以防守。很长时间里，纳瓦尔将军的工作也简单到只是战况分析与地图作业，千方百计寻找在战略上对敌人更加具有威胁的地点。

　　◆ 目标盯在奠边府

　　越南西北部地区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而法军守备比较薄弱的地区。它是法军屏障上寮(老挝北部)，钳制越北解放区，屏护红河三角洲的战略要地，与东部平原的法军相呼应，可对越盟军主力和首脑机关所在地——越北解放区构成严重威胁，而越盟夺取这一要害地区，便可与越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背靠中国，南连上寮，地域辽阔的稳固的战略后方，对创造条件夺取红河三角洲，推进全国抗战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早在1952年初，越盟军便开始积极向靠近老挝的越西北部发展，红河西岸除少数据点外几乎全为越盟军占领；当年9月，越盟军进入老挝，并通过老挝渗透到北圻平原，一旦形成气候，法军有完全丧失对越西北部以及老挝的控制能力的危险，如让越盟军再进一步前出至湄公河沿岸，则等于是把统治已巩固的中越与南越地区“门户开放”，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法国绝不能接受的。但驻印度支那的法军实在没有多余兵力可部署在老挝境内，法军统帅纳瓦尔认为节约兵力的唯一可行方案是选择咽喉之地加以固守，就在这时，纳瓦尔开始注意到奠边府，它正是老挝东部与越南交界群山中仅有的门户，在国内援兵到达前，固守此地实属必要。

　　位于越南北部西北高原越老边境的奠边府，距中国云南省约130公里，距老挝16公里，距离法军在河内的基地约700公里，为越南进入老挝必经之地。它坐落在芒清盆地之中，是莱州省的一个县，人口约1万，大都以务农为生。这里是越盟军必须利用的1号、3号和6号三条后勤补给公路的连接枢纽，如果法军在奠边府建立前进基地的话，越盟将失去一条途经老挝的主要补给线路。法国和美国都把它视为重要的战略十字路口。不仅如此，奠边府基地还将为法军提供一个进攻越盟根据地的绝佳跳板。法军若不立即占领奠边府，则短期内它将成为越盟军第316师的作战基地，越盟军可由此消灭越西北高原效忠法军的泰族武装并摧毁该地区的“天主教堡垒”，从而向老挝心脏地带进出。

　　就地形而言，奠边府是一个位居群山中的椭圆形盆地，南北长约19公里，东西宽约6-8公里，奠边府盆地平均海拔370米，地形平缓，适合建立大型空军基地，并且此地靠近几条主要公路，环绕四周的高地平均海拔达1100米以上，高地上森林密布，重武器难以机动，只要守住这些高地就可保证机场的安全，而机场将是法军补给的重要来源。纳瓦尔估计，越盟军主力正远在老挝前线，法军控制奠边府，其公路补给线路很容易被切断，届时越盟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迫向东回撤，越过崎岖的山区回到越北根据地；要么通过战斗夺取奠边府，保障运输线的通畅，而这必须通过实施大兵团作战才能达到，法军正希望越盟军这样做，因为它无异于与法军展开决战。而纳瓦尔认为既然像那产那样匆忙建立起的基地都能在交战中给越盟军带来严重伤亡，那么精心建设一个基地，它的作用可想而知。此外奠边府的复杂地形也能妨碍中国提供的重武器发挥作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教授道格拉斯·约翰森在评价奠边府战役时称：“此举欲在切入敌人后方，以阻止敌人的供应与支援，在敌后方建立基地破坏敌运输线，那时肯定有人会想，敌人将被吸引到这一地域并被消灭。”

　　当然，奠边府并非一切都对法军有利，最致命的是它实在离河内及西贡太远了，倘若战斗打响，法军只能靠空中运输来承担援军和物资补充，不过纳瓦尔相信法军在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保证奠边府的战时“空中桥梁”没有问题，于是法军也未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以后的空运能力。在这种背景下，纳瓦尔决定故伎重演，实施占领奠边府的“双子座”空降行动。

　　◆ “双子座”行动

　　1953年11月20日，一架孤独的C-47运输机懒洋洋地盘旋在奠边府河谷的上空，机内坐满了驻印度支那法军的首脑。这些人中的“明星”是吉恩·比吉拉德，法军伞兵指挥官。远在东南700公里外的河内，300名伞兵正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来到这个偏僻的战场。雾气逐渐散去，刺眼的阳光驱散了奠边府上空的阴霾。比吉拉德向河内发出急电：“雾已散”，一小时内，第一批65架C-47运输机离开了巴买(Bach-Mai)和甲兰(Gia-Lam)机场的跑道，朝奠边府飞去，“双子座”行动开始了！

　　尽管法军先头侦察飞机不断地在奠边府山谷周围盘旋，驻扎在附近的越盟军第920营却只是保持一般的监视。越盟士兵们没有时间去顾忌法国人的侦察行动，他们在指挥官的催促下积极构筑工事并加强攻坚训练，军官偶尔瞧一眼天上的飞机，遥望着飞机轮廓指点一下，他们并不在意，毕竟这些运输机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的伤害。

　　此时载有伞兵的大队机群已经靠近了奠边府的空降场。C-47机群分成三个波次，不停歇地向奠边府运送着伞兵。10时30分，载有法国伞兵的C-47机群到达被称为“娜塔莎”的着陆场，伞兵们呈一列站在C-47飞机货舱走道上，下颚的钢盔套带已勒紧，就等待着伞降组长一声令下“挂钩”。当伞兵们排队在舱门口站稳时，一股强劲的寒风猛烈地抽打着这些来自远方的不速之客。尽管这跟平常的训练没有多少区别，但许多伞兵心中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盖过了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跳！” 一个伞兵首先从敞开的机门跃入空中。“跳！跳！跳！”跳伞长大吼着。此时伞兵们相继跃入空中，好像被绑在一起的木偶。从飞机中跃出的“人体瀑布”很快在空中开了花，山谷里那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越盟军望着空中的这一切目瞪口呆，手足无措。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越盟军指挥员可怕的怒吼使士兵们回过神来，纷纷端起各自的武器向空中射击，但是没有受过正规反空降训练的越盟军用普通步枪(特别是无法连续射击的老式步枪)很难对空中的伞兵进行精确射击，尽管他们也给法军造成一定伤亡，但是数量太少，并且也太晚了。法国伞兵顺利的在惊恐的越盟军中着陆，并成功组织起进攻，凭借着高出越盟军一筹的战斗技能很快消灭了大量越盟军，并在峡谷内建立起稳固的据点和阵地。

　　占领奠边府的这支部队是第6殖民军伞兵营，它们是第一个进入峡谷的部队。它几乎是法国在印度支那最精锐的部队。第1空降轻步兵团2营也很快跟进。此后，又有大批的炮兵和工程兵部队空降到此。最初负责这一基地的指挥官后来由德·卡斯特里上校代替，他曾是一名骑兵，他想将骑兵机动灵活的精神赋予新的空降部队。

　　击溃越盟军后，法军立刻着手建立新的阵地，大量用于建造防御工事的钢筋水泥也源源不断地运来，法军很显然要在这里长期驻守了。在修筑工事的同时，这些部队也很快在山谷内修建了拥有两个跑道的大型空军基地。其它部队则立刻攻占了周围的8座小山并修建防御工事。

　　当这块着陆场被占领并巩固后，原先支持纳瓦尔主张的法国陆军少将考哥尼却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怀疑行动的可行性。考哥尼将军警告说，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部署在峡谷里就等于是作茧自缚！一旦被越盟军包围，法军将毫无可能撤退，并将最终被消灭。法国远征军高层人士没有谁理会他的警告，尽管他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将这次行动引以为豪的纳瓦拉将军对此更是不屑，他坚持要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并且认为这是最终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后来，纳瓦尔最终还是为他的自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双子座”行动中，驻守在该地区的越盟军几乎被全歼。但对总体形势蒸蒸日上的越盟军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绝妙的战机

　　法军空降奠边府的消息传到越盟中央根据地时，越盟军总部正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以确定未来旱季的作战计划，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和作战顾问茹夫一也参加了会议。

　　法军的成功空降确实给开会的越盟军各级指挥员带来一阵骚动。但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却面带微笑，“绝妙的战机出现了！”副团长梅嘉生也几乎同时得出相同的结论。越盟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也认为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坏消息：“它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把6个营的法国伞兵从红河三角洲调动到了越西北，调到了奠边府。接下来，就应该把他们钉在奠边府，并且把更多的法军吸引过去。”越盟军总部会议立即改变议程，商讨奠边府战局。

　　此时，越盟军已经占领了越西北90%的地域，经过讨论，越盟军高层对法军的行动作出了如下判断：一种可能是法军要在西北守住莱州和奠边府，互为支援；另一种可能是法军将只守其中之一，如果只守一地，那么他们可能选中的是奠边府；再有一种可能是法军虚晃一枪，然后很快从这两处撤走，重演法军固守西北盆地那产，在消耗越盟军后全部从空中撤走的故技。但不管怎么设想，法军空降奠边府都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纳瓦尔将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拱手托出。几个月前，西进的越盟军主力憋足劲要打那产，那产之敌却于8月间突然消失，那是因为越盟军缺乏足够的炮兵火力，而此时，越盟军手里有了中国支援的榴弹炮团和两个高射炮营，正好可以用来打奠边府。很显然，纳瓦尔对越盟军新增添的重炮和高射炮力量估计得太低了。

　　因此，越盟军总司令武元甲、副总参谋长黄文泰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认为越盟军应该抓住天赐良机，迅速开向奠边府，实施重大战役。问题仅仅在于，纳瓦尔占领奠边府要干什么？越盟军除了已经确定要开向越西北的两个半师(约3万余人)，还要不要增添新的力量？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信念非常坚定：越盟军应该直向西北与法军决战，但这必须取得越盟最高决策层的同意。

　　随后，远在千里之遥的北京中南海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赞同越盟军主力去西北实施大战役的决心。其实支援越盟作战的不仅仅是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更有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智慧。此时，胡志明主席也同意武元甲向他做的报告，他要求越盟军总军委拟订更详尽的计划，然后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最后决定。

　　11月23日，武元甲在各师师长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就法军空降奠边府以后的军事行动作了部署，提出了冬春作战的总方针。但是当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情报，越盟军仍然不能判断法军的具体目的。武元甲在会议上分析认为法军指挥官的目的或许是想守住奠边府和莱州，但以奠边府为首要目标，莱州则是次要的守卫点。如果法军发现越盟军的威胁加大，也许会从其中的一个据点撤兵去增援另一个。

　　武元甲在这次会议上做了简单的部署，准备调2-3个师向西北进发。其中一部迅速向西北出动，防止莱州之敌撤走。如法军撤退，则坚决在途中将其消灭。其主力则布置其后，寻找战机。如果法军向奠边府增援，越盟军则将调集更多的部队到西北去。武元甲认为红河三角洲地区为次要战场。要在红河三角洲吸引法军的重兵集团，扰乱法军的后方，伺机消灭小股敌人，发展游击根据地。紧接着，越盟军总部在11月下旬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冬季作战计划。越盟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亲率308师向西北地区移动。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曾长期经营中国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在那里生活了13年，最后依托西北根据地夺取了全中国。越盟军官兵似乎将要以此为借鉴，充分重视即将在西北地区展开的重大战役。

　　在后来的时间内，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韦国清、梅嘉生特别注意集结在红河三角洲内的法军科尼集群的动向。他们关心，一旦越盟军主力西去，法军会不会拼力进攻越盟军的中央根据地？为此，他们派军事顾问薛碧天前往靠近红河三角洲的游击根据地，与在那里工作的越盟军将领朱文晋会合，判断红河三角洲法军的动向。薛碧天认为在旱季到来之前，未见红河三角洲法军有较大行动的迹象。这个消息解除了中央根据地的后顾之忧，越盟军316师于11月中旬首先向西北进军。316师出动之时，这个师的中国顾问空缺，韦国清急电总参谋部，要求尽快派出一名有朝鲜战场作战经验的师级顾问赶到越南，协助316师作战。根据韦国清的要求，解放军某师参谋长徐成功奉命入越担任316师顾问。

　　此后，韦国清、梅嘉生、茹夫一会同武元甲、黄文泰和越盟军作战局局长何文楼、副局长陈文光、杜德坚等人，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韦国清与武元甲议定，调整作战计划，整个西北战役作战分两步走。先打莱州，再战奠边府。在进攻奠边府时，需要增调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由于过度紧张，韦国清甚至在一次会议过程中发生虚脱，突然倒在地上，把军事顾问团团部的人吓得不轻。

　　根据韦国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广西边境，为越盟军运送弹药的卡车日夜不绝；在云南南部，由中国援助的大批粮食集中起来，运往与莱州、奠边府最近的金平县境内囤积。

　　12月6日，在胡志明主持下，越盟政治局举行会议，武元甲作了《关于法军在奠边府空降后总军委的作战决心》的报告。中国军事顾问列席了会议，对越盟军总军委的作战方案进行了审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总军委的作战决心和计划，并决定成立以武元甲为总指挥的西北战役前线指挥部，成立以政府副总理范文同为主席的“中央前线供给委员会”，以保障战役后勤。陈登宁受命全权负责西北前线的道路修筑和后勤供应。 越盟军上下开始为自建军以来从未进行的正规决战做最后的冲刺！

　　◆ 大战前夕

　　正当越盟统帅部正为进军西北而加紧备战时，纳瓦尔则为了诱使越盟军进行一次传统正规战，在奠边府大建基地。这一基地就位于如碗状的，长达16公里的河谷中。大多数法国军队通过空降或飞机运输到此。纳瓦尔的构想是：在奠边府建立坚强的防御据点，并在周边建立支援防御阵地，以重炮镇守，并有空军支授，“鼓励”越盟军向坚固阵地进攻，然后集中强大火力，摧毁越盟部队。

　　法军也了解到法军无足够兵力防守周边高地以确保补给线的安全，法军必须空中补给线维持战力，针对以上弱点，法军曾经过极慎重的考量与激烈的辩论，并曾聘请参加过朝鲜战争熟悉苏制火炮的美国军事专家提供意见，最后终于得出以下结论：越盟没有足够的后勤能力，从远在百公里外的谅山去补给与维持一支足以威胁奠边府一万多名以逸待劳法军的兵力，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配有少数炮兵的加强步兵师而已(而实际上这次越盟的最后一战，集结了三个精锐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师，以期毕其功于一役)，法军有能力将其击败或击灭。法军掌握绝对的制空权，可以早期发现越盟军的行动，以空中攻击阻止其集中机动并摧毁其补给系统。纳瓦尔的设想并非凭空想象。奠边府所在的谷地，长16公里、宽9公里，而控制谷地的各高地，平均距奠边府机场10至12公里，根据以往经验，此种距离超过任何越盟可能有的火炮射程之上。越南军队如果想要炮击法军阵地，必须将火炮放到河谷地中央正斜面，根据法军炮兵意见，这是不可能的，法军炮兵认为不论越盟军火炮进入阵地，或进行射击时，均在其炮兵观测之下。美国防空专家视察过奠边府后向法军保证，敌人无法将其炮火直接指向机场。美国顾问表示，无论如何法军都可以反炮兵战制压越盟军火力，并且可适当选择空投场所，保持空军的空中补给畅通，而不致蒙受过多损失。美国人同时强调，至少在夜间空中补给方面没有问题。形势似乎对法军十分有利。值得一提的是，支援奠边府法军的飞机包括120架运输机(100架为C-47)、227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此外还有美国民间飞行员驾驶的C-119飞机。

　　由于法军的补给全部靠空运，所以机场是其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驻奠边府法军就以两个前日军遣留下来的机场为中心，各自编成一个主阵地与一个在主阵地以南7公里的副阵地。副阵地代号“伊莎贝尔”，驻守兵力包括3个步兵营、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营、一个坦克排。在奠边府主阵地有8个步兵营，其中两个营分别部署在491高地(代号“加布里埃尔”)和509高地(代号“比阿特丽斯”)，用以掩护机场，3个营防守主阵地，3个营为预备营、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连和一个坦克连。此外在离它们以南10公里处，法军还修筑了包括“胡格特”、“弗朗西斯科”、“克劳丁”、“多米尼克”和“艾连娜”等8处较为重要的支撑点。有意思的是，这些战略支撑点的命名均来自当地法军高级指挥官的前女友。奠边府西面和北面的据点位于平原，共49个据点，分作8个据点群，3个防御区。芝清中心分区是法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每个据点都有多层火力配备，建有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据点周围有40-200米的障碍区 ，内有多层铁丝网、电网。为了阻碍越盟军的前进，还有地雷区和无人区 。如此密闭的据点群，难怪法军号称这里是“东方的凡尔登”！由于装备、补给均利用空运，到越盟军发起攻击前，奠边府法军的弹药屯储量只能维持7天，但法军相信自己的“空中走廊”是不可能被封锁的。

　　为了压制越盟军可能采取的“人海战术”，法军几乎把手头所有的炮兵精锐投入到奠边府。除了重炮部队(6个105毫米口径榴弹炮连和一个155毫米口径榴弹炮连)外，3个重迫击炮连则提供曲射火力以对付越盟军队的坑道作业。每个战略据点上部署有4挺四联装12.7毫米重机枪。按照“联合国军”的说法，在朝鲜战争期间，它们有效地抵抗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人海攻势”。奠边府的所有炮兵均由当地驻军副司令查尔斯·皮罗士上校统一调度，后来战斗打响后，每当法国空军准备为炮兵提供空中掩护时，他总是非常自负地向河内表示：“我用来烧烤胡志明的篝火绰绰有余！”

　　尽管如此，法军仍然不放心。为了挡住越盟军的“人海攻势”，10辆被分散使用的M24霞飞轻型坦克组成三个火力加强排，这些被法军称为“野牛”的家伙成为奠边府法军统帅卡斯特里手中最有价值的预备队，紧急时刻可投入到各个孤立堡垒作战。奠边府战役打响后，法军认为过去的步兵侦察行动异常危险且代价昂贵，它还消耗了本已不足的兵力和弹药，于是随着战役的展开，这类侦察逐渐由依靠后方空军的远程侦察代替，这反过来使法军前线指挥官无法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场动态。法国军队以为倘若越盟军进攻这些坚固的堡垒，守军火力或者法军的炮兵必将把他们全部歼灭。

　　为了将兵力集中在奠边府，法军指挥官准备放弃一个位于奠边府峡谷北面的空降场，守卫在那里的大约20个泰族步兵连奉命沿陆路转移到包括奠边府在内的其他基地去。但他们在转移途中遭到早有准备的越盟军的伏击，法军从奠边府派来救援部队试图与他们会合。当救援部队千辛万苦杀到指定会合地点时，却发现这些泰族土著兵已全部被越盟军队击毙。这也证明了，守军要从陆路撤退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

　　防守奠边府的部队到1954年3月已增加到13000至16000人之间。其中70%为法国外籍军团，这些兵团的士兵多来自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搀杂部分亲法国的越南人)，基层骨干士官则多由投降的前纳粹德军人员担任。

　　“当局者迷”，由地形来看，越盟军以少数兵力占领周围要点就可以监视盆地中的法军，同时又因空间狭窄，使法军失去内线作战取胜的条件而处于不利态势，若要占领四周高地，法军兵力显得不足，再说奠边府远离法军河内基地，必须依靠一条既遥远又脆弱的空中补给线来维持战力，所以未开战之前，法军失败己成定局。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盟”，于1941年成立，目标是把越南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这一阵线由阮爱国(即胡志明)领导。1940年，日本占领了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地，与法军作战的同时，越盟也开始了抗日运动。由于越盟进行抗日，因此得到了美国和中国的资金援助。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越盟试图控制全国并宣布独立，引发了与法国近10年的战争，法国的军事行动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支持。1954年，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投降后，法国与越盟政权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和平协议，协议规定暂时把越南分为北越和南越两部分，直到1956年大选后再进行统一。1954年10月11日，越盟军进入河内，胡志明被任命为北越政府总理。南越及背后支持的美国，估计已被越南民众视作英雄的胡志明将赢得选举，于是撕毁了1954年协定，拒绝举行关于统一的大选。结果，南方的游击队(包括许多前越盟成员)合并成立了越南祖国阵线，美国及南越政府称之为“越共”。

　　从塔西尼到纳瓦尔：1950-1954

　　1950年12月6日，原西欧联盟陆军司令让·拉特尔·德·塔西尼出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同年12月23日，美法签订《美法相互防卫协定》，美国给予法国大量军需援助，塔西尼制订了“紧急绥靖”与猛烈反攻相结合的“塔西尼计划”：集中兵力，先“绥靖”占领区，后进攻解放区，以夺回战争主动权。他在占领区周围制造宽5-10公里的无人地带，同时以2300个地堡为防御体系，巩固红河三角洲地区。此外，还大力扩充越南当地兵员、实现“以越制越、以战养战”。但法军一集中，就控制不住占领区；进攻解放区，占领土地，兵力又分散，陷入无法 解决其侵略战争矛盾的困境之中。1951年春季起，越盟军乘塔西尼集中兵力“绥靖”占领区之机，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连续发动了中游、和平、西北等局部反攻，解放了拥有125万人口的国土，尤其是1951年12月至1952年2月进行的和平战役中，击溃塔西尼调集的20个机动营的进攻，歼敌2.2万人，是1945年战争爆发以来越盟军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和平战役进行时，塔西尼在巴黎病死，乌尔·萨朗接替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的职务，但败局已无法挽回。1953年8月，法军被迫放弃越西北高原重要据点那产，转攻为守。至此，“塔西尼计划”宣告破产。

　　1953年5月，亨利·纳瓦尔取代乌尔·萨朗成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他提出 “在美国的援助下，集中机动部队，转守为攻，在18个月之内(1953年10月至1955年5月)消灭越盟军主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纳瓦尔计划”。该计划的要点是：扶持越南保大政权，大力扩充伪军，驻守据点，将法军集中组成主力集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实行“先南后北”的作战原则，1954年春季前有效控制印度支那南部、中南部，稳定法军的后方；1954年冬至1955年春，组建“机动主力集团”，集中全部兵力，与越盟军在北部决战，夺取决定性的胜利。为实现这一计划，法国从本土、非洲、朝鲜抽调援军12个营(共2万人)，敦促保大傀儡政权下达“总动员令”，计划以10万当地壮丁组建54个轻装营；用机动部队进攻北部解放区，用当地伪军固守南部和中部的占领区。但纳瓦尔和他的前任塔西尼一样，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法军一集中，其他战线就暴露在越盟军面前，而伪军的战斗力是根本不能做指望的。

　　“奠边府之虎”武元甲

　　越南人民军创建人之一，大将，1911年出生在广平省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参加过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学生运动，河内大学毕业后，当过升龙中学的历史教员。1938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度流亡中国，回国后着手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活动。 1944年12月，到越南北部边境负责组建“越南解放军宣传队”(越南人民军前身)。1945年当选为党的候补中央委员，参与领导“八月革命”，并担任起义委员会主席。起义成功后任新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务部长，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5-1954年越南抗法救国时期，任国防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 并当选为越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指挥越南军民进行了一系列抗法战役，特别是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狠狠地打击了法国殖民者，彻底粉碎了法军重占越北的战略企图，迫使法国与越南签订了《日内瓦停战协议》，使北方完全获得了解放。武元甲也因此在西方舆论界中获得“奠边府之虎”的美名。1955年9月至1980年2月，任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81年7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还兼中央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奠边府战役》《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论游击战争》等书。

　　开国上将：韦国清

　　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县人。壮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3年，韦国清担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越南方面组织对法作战，1954年组织协调奠边府战役。

　　恐怖的西贡：法军后方真实写照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苏兹贝格在20世纪50年代初采访印度支那战争时，曾用“没有战线”来形容这场对西方人而言似乎看不到尽头的冲突，他把对越南印象最生动的描写赋予了西贡——法国在那里的统治中心之一。

　　“西贡是一座平静的暗杀城市。每天傍晚，人行道边的酒巴间都是满座。饭馆、舞厅和赌场生意兴隆。法国和越南的家庭妇女在货积如山的商店里采购货物。苦力们踏着三轮车穿过错纵复杂的交通网。法国兵、越南兵、殖民地兵以及外籍军团的士兵悠闲地散步——都不携带武器。法国及亲法军队的通用混合语是德语，法国联络官对我解释说，这个地方快要垮掉了，一到夜间手榴弹和炮弹声四起，德国兵是这里最精锐的士兵，他们当年在欧洲打得漂亮，同样在远东也干的出色，但他们一进城就奸抢杀；这里的法国兵战斗力很差劲，不过军容整饬。

　　几乎每天都有胡志明的‘死刑名单’上的某些人物被选定的死刑执行者突然暗杀掉。手榴弹从电影院的走廊里抛下来，或扔进毫无防备的人群中。到日落时分，城郊传来阵阵的迫击炮声，偶尔夹着哒哒的机枪声，使这座神经麻木的城市意识到，就在这座城市的边上，游击队已经准备好进行夜间活动了。

　　法国殖民地部队的司令官们认为这种“恐怖活动”以及日益逼近的正规威胁，从军事的观点看来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他们毫不动摇，坚持执行他们的主要战略部署。扫清东京湾一带处于重要地位的红河流域，并加强靠近中国边界的防卫工作。

　　但从政治上看，越盟接连不断的打击行动使民众经常处于惊惶恐惧之中。数月初，保大政府总理阮幡龙和他的继任者陈文友正在西贡市政厅保大纪念会上讲话的时刻，一个香槟酒钦木塞‘砰’的响了一声，在场的人都本能地惊惶躲避。”

　　中越方面对奠边府战役的后勤保障

　　中国军事顾问团为奠边府战役的物资储备制定了详细计划，并协调国内各部门随时根据战役的发展进行物资调运和供应计划的追加，整个战役中，越盟军从后方获得的各类物资共达1.9万余吨。战役期间，越盟军在贫瘠的越西北地区筹粮7200吨，副食350吨，中国内地应奠边府作战急需而向越盟军提供汽车200余辆、汽油1万余桶、各种枪3000余支(挺)、子弹240万发、各种炮100余门、炮弹和火箭弹6万余发、粮食340余万斤，还有大量战救药材、观通器材、工兵器材和爆破器材等。

　　由于交通运输困难，越盟方面动员了10万多民工支援前线。面对法军飞机对公路的轰炸破坏，中国军事顾问团建议越盟军开展群众性交通保证工作，参照抗美援朝“钢铁运输线”的经验，对防空、护路、抢修、抢运等工作，作了周密布置，交通线虽仍时断时通，但基本保证了物资的前送。

　　奠边府战役打响前，越盟军军医局预计伤员总数约6000名，病员约月收容500-1000名，以阶梯治疗、提高救治和后送效率为目标，对各级军医组织进行编配、分工和临战训练，组织了6个医疗队，部署在前线和中转兵站。在火线抢救工作方面，由于在部队中开展了自救互救教育和包扎抢救技术训练。战役中，越盟军伤员基本都能得到包扎和救护。战役全过程中，越盟军共收容伤员9124人，4000余名轻伤员出院后重返前线。

　　壕沟作业是奠边府战役进入相持阶段后的重要内容，战壕卫生工作变得异常突出。越盟军官兵在战壕中长时间与敌军对峙，自然环境差，再加上4月份进入雨季，非战斗减员数量增加。越盟军总部多次向部队发出保健防病指示，发布了卫生纪律十一条。卫生部门加强了对居民地的卫生侦察，对新占领阵地进行清除和消毒，改善水源和供水卫生，积极开展群众性的防病工作。奠边府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标志着越盟军后勤部队的素质有了新的提高，在这一重大战役的考验中取得的丰富经验，对越军后勤建设向更高阶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越百年世仇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蕴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亚洲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殖民者始终认为控制了越南，就可以印度支那为跳板，“一旦列强瓜分中国，(他们)将是最先进入中国腹地的人”。

　　从路易十六开始，法国便开始积极经营在东南亚的殖民事业，18世纪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百多禄协助阮福映夺取越南政权，建立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并私自代表越南，于1787年在凡尔赛同路易十六达成保护条约，这成为法国侵入越南的始因。185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要求越南履约，遭到越南拒绝后，法国伙同盘踞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从入侵中国的英法联军中抽调兵力，在越南南圻一带侵占嘉定、定祥、边和三省和昆仑岛，获得入侵整个印度支那的桥头堡。1863年法国迫使柬埔寨成为它的保护国。1867年，法国吞并了越南整个南圻，越南阮朝旋即求救于中国清政府，清军应邀入越参战。1883年8月，法军攻占阮朝都城顺化，强迫越南政府签订《顺化条约》，变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随后法国威逼清政府承认其对越南的殖民占领，遭拒绝后，法军即于同年12月向驻扎北圻的清军进攻，法国对越南进行的殖民征服最终演变成中法之间的全面战争。中法战争期间，法军总兵力最多时约2万余人，武器装备先进，特别在水面舰船方面居明显优势；清军参战兵力则达10余万人，主要以陆军为主，武器性能平平。中国军队在越南北圻取得数次胜利，特别是1885年3月23日至24日取得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局，沉重打击法军的嚣张气焰，发动此次战争的茹费理内阁被迫于3月31日总辞职。但清政府采取“乘胜即收”的策略，于6月9日签订屈辱的《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并终止了越南与中国间的数百年封建藩属关系。

　　法国对越南实施“分而治之”，将全国分为东京、安南、交趾支那三部分，与柬埔寨、老挝一起拼凑成“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虽然保留各国傀儡封建机构，但集大权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一身。1940年9月，已在欧洲战败的维希法国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法日河内协定》，越南成为日本与法国共管的殖民地。在法日殖民统治期间，越南人民进行长期的斗争，1945年8月19日，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盟”)领导“八月革命”取得成功，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宣告退位。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发布《独立宣言》，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但法国不甘心失去印度支那，在英国的帮助下，1945年9月23日在西贡以南登陆，派遣远征军重新入侵越南，越南抗法救国战争爆发。

　　1946-1948年，法军挤走在北越对日受降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后，以城市为据点，驻兵清剿，先后占领海防、河内等大城市。1947年10月，法军以5个机动团的兵力，发动“冬季战役”，企图一举歼灭越盟军主力及越盟首脑机关，因法军兵力有限，攻势迅速到达顶点，越盟军采取游击战术，与法军周旋，而法国内阁由于军事预算与政治上的顾虑，使法军不能取得更大战果，战事拖到1947年，越盟建立广大的游击区后，这已大不同于法国政府先前所设想的简单“剿共行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越盟迅速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获得大量物资补给和安全的后方基地，军队建设也开始向正规化方向发展，越盟军于1950年9月连续发起“边界战役”，打通了长达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法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越军在中国支援下，从1951年开始发起红河中游、18号公路、宁平等三次攻势作战，连克法军坚固据点70余处，歼敌1.1万人。

　　为支援即将失败的法军，美国从1953年起以360架飞机、390艘舰船、21000辆运输车和17.5万件轻重武器供给法军。1953年11月20日，法军以精锐空降兵机降奠边府，占领了这一越北战略要地，修筑坚固碉堡群，企图长期固守，遏制越盟军向老挝渗透。越盟军遂于1954年3月13日发起奠边府战役，经过57昼夜连续突击，5月7日攻占法军指挥部，俘虏法国军队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全歼法军。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给法国政府内主战派以沉重打击。1954年6月18日，主张停止战争的孟戴斯·佛朗斯组成法国新内阁，新政府表示将尽快达成停战协议。经中、苏、越等国的努力。7月21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谈判达成最后协议，法国表示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越南抗法救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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