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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陈水扁连任后“台独”问题的彰显，以及中美、中日关系互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香港《信报》有文章论述美、日、台政治军事同盟的可能性问题。这个抢眼的提法当然并非空穴来风，但却忽视了许多重要因素。因此，要警惕夸大其词的说法，因为它有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美、中日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并使台湾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美日台同盟并非空穴来风

　　冷战后一些重要的发展趋势确实值得注意，正是这些趋势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并且预言有可能出现一个针对中国大陆的美、日、台政治军事同盟。

　　第一个趋势是，美国朝野关于民主和平论、以民主价值共同体为核心建构国际秩序的理念正日益成为主流观念。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对外关系上美国历来有传播民主自由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开始接受民主和平论以及有必要扩展民主的观念。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逐渐占据决策上风。他们强调美国不仅有能力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推动民主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自由派人士则相信民主价值共同体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核心基础。

　　第二个趋势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会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影响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台湾对美国国会所下工夫由来已久，在国会中存在着相当重要的亲台势力。近年来，美国国会台湾小组的形成、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授权成立、以及《加强台湾安全法案》的立法讨论，都表明国会对台湾事务的影响在增强。

　　第三个趋势是，台湾问题正在日益超越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首要因素。近年来，日本国内要求加强与台湾关系的呼声不断加强，中日两国在三个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受到严重考验。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湾已经完成民主化并加入了世贸组织，发展平等的对台关系是因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坚持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适用范围上不把台湾明确排除在外，客观上起到了为“台独”势力张目的作用。

　　第四个趋势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巧妙地利用上述三个趋势，大打民主价值共同体的牌，并加强了对美国和日本右翼势力的工作。台湾当局最希望看到美、日、台政治军事同盟的出现，希望将美、日同时拉进台湾的战略设计之中，为台湾独立进程保驾护航。

　　限制因素更重要

　　但是，除了上述四个趋势的发展之外，还应该看到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的存在，将限制美、日、台政治军事同盟的形成。

　　第一，“9·11”以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了反恐与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防止两者的结合，以及防止失败国家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美国清楚地看到了自己以及国际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而应对这种威胁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中美两国在这个重要的战略领域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广泛的合作空间。

　　第二，台湾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是次要角色，历来从属于美国的总体对华战略。而冷战结束后经过民主党和共和党先后执政，美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两党一致的对华“接触战略”，而不是遏制战略。这说明美国相信中国在不断改革以及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不会成为美国的敌人。在两岸政策上，美国虽然倾向台湾，但始终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因为美国清楚支持台湾独立将导致美中严重对抗和冲突。

　　第三，进入21世纪，日本的安全政策仍然以追随美国为核心。日本对“周边事态”的解释保持模糊状态，也说明这个最终解释权不在日本，而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将为美国马首是瞻。中日关系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两国精英都认识到中日在地区事务和双边关系上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发展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第四，中国的政策是关键因素。1997年，中国提出了“新安全观”，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中国反对美国的另一种说法。随着近年来中国努力落实和实践“新安全观”，包括严格遵守和积极参与国际机制，投身于亚洲地区一体化建设，实行睦邻友好和自我约束的周边政策，这种自信、积极、主动和参与的外交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改变了许多人的看法，被美国学者称为“中国的新外交”。随着力量日益增长，中国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郑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不会采取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承诺国际责任和义务，坚持和平发展的路线。不与美国为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和平努力，将使任何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联盟失去建立和存在的合法性。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作者：外交学院教授朱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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