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8日，一架没有任何标记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以色列的卢德空军基地，在以色列外交部长达扬和国防部长魏茨曼的迎接下，一位戴着墨镜的神秘宾客走下了飞机。此人名叫H·图凡尼扬，是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嫡亲，也是伊朗国防部副部长。他将给这个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国家带来一份大礼——花巨资与以色列签署核技术合作协定。

　　在伊朗核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多次扬言要摧毁伊朗核设施的以色列，30年前竟

然帮助过伊朗发展核技术，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翻开中东的历史画册，人们不难从中找到答案。以色列和伊朗的友好关系可以从2500多年前谈起，古巴比伦时期，犹太国为巴比伦所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成了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国王居鲁士灭掉古巴比伦，释放了被囚的犹太人。可以说，没有波斯帝国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二战期间，驻欧洲的伊朗外交官又从纳粹屠刀下救出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不久，身为伊斯兰国家的伊朗就宣布与其建交，并帮助众多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逃往以色列。事实上，亲西方的伊朗将以色列视作稳定的军火和情报来源，以色列则将伊朗看成牵制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盟友”，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形成互相倚重的关系。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伊朗不但均作壁上观，甚至在1973年冒险派军舰护送油轮闯过埃及的封锁线，将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到以色列。投桃报李的以色列也积极向巴列维政权提供技术支持，1960年—1965年，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接替美国中情局训练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监视伊反对派，以色列兵工厂也不断向伊朗军队供应各种先进武器。

　　拉拢伊朗赚外汇，以色列瞒着美国卖导弹与核技术

　　1975年，伊朗从美国和西德一口气购买了8座核反应堆，试图依靠美德技术发展核武器。但美国人早看穿了巴列维的心思，它提供的所有技术资料都经过了处理。万般无奈之下，伊朗把目光转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1976年，巴列维国王接见新任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时，拿出美国《新闻周刊》有关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的报道说：“有四个国家的原子弹都是犹太科学家负责研制的，你们也在发展核武器，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新大使被国王的言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会后他立即将国王的意思转达给本国政府。以色列政府官员迅速商议此事，恰好摩萨德也送来伊朗正寻求巴基斯坦核技术支援的情报。

　　以官员经过一番全面评估后认为，既然阻止不了伊朗的核企图，倒不如参与伊朗核武器计划，既可获得大笔资金，又能避免伊朗被巴基斯坦拉走。于是，以色列最终同意了巴列维国王的请求，但条件是伊朗必须切断与巴基斯坦在核领域的联系，并对美国严格保密。巴列维国王爽快地答应了这些要求，并派亲信图凡尼扬前往以色列签署了秘密合作协议。这项代号为“鲜花工程”的计划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以色列接受伊朗

　　370名神秘来客造访以色列核设施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巴列维国王大方地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2.8亿美元的石油和5000万美元现金，作为“鲜花工程”的财政担保。经过伊朗秘密警察严格审查的370余名伊朗核工程人员假扮成游客，分批乘飞机经欧洲来到以色列。抵达以色列时，他们的伊朗护照被换成五花八门的欧洲国家护照，然后被蒙上眼睛，由摩萨德特工直接送往沙漠腹地的核技术培训

　　中心。为防止泄密，所有伊朗学员均不许携带宗教物品，也不许用波斯语对话，许多人还被强制剃掉大胡子，连头发也故意染成金黄色，用一名伊朗工程师的话说：“我们连呼吸的空气也被过滤了。”

　　据以色列前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内曼教授回忆，当时以色列方面可谓倾囊相授，不但让伊朗学员进入迪莫纳核反应堆学习核物质的提炼及深加工，甚至连刚刚掌握的用激光进行铀浓缩的方法也传授给了伊朗人。与此同时，以色列专家也来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工地，他们装扮成奥地利和西德的工程师，帮助伊朗建设可以提炼重水的工厂。而在内陆的萨汉德军事基地，以色列专家帮助伊朗人制造生产浓缩铀的离心机，但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那里生产的离心机也没有达到设计要求。

　　相对核武器本身，两国在核运载工具方面的合作顺利得多。到1977年底，伊朗已获得了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和伽伯列反舰导弹的全套设计图纸。以色列帮伊朗在克尔曼省的锡尔延建立了导弹制造厂，并在该省拉夫桑贾游牧区选定了导弹试验基地。为保证工程进度，伊朗秘密警察不惜通过暗杀恐吓等手段，迫使当地部落放弃世袭领地。

　　伊斯兰革命爆发，“鲜花工程”凋谢

　　就在“鲜花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根基开始崩溃。1977年12月，流亡法国的霍梅尼向伊朗国内信徒发出“圣战”信号，号召群众推翻腐败的王国政府，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到1978年夏，伊朗全国已陷入瘫痪状态，巴列维国王不得不靠频繁出国度假来躲避国内压力。

　　嗅觉敏感的以色列总理贝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责成摩萨德机构制订了绝密的撤离计划，并特别强调要把所有与核武器及远程导弹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图纸都带走。1978年8月，擅长“地下外交”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少将找到了伊朗秘密警察负责人法杜斯特将军，后者正想找机会逃亡国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杜斯特设法将以色列专家隔离保护起来，然后分批撤回以色列。在撤退过程中，以色列专家光从锡尔延带走的“居鲁士大帝”导弹的设计图纸就装满了两个集装箱。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2月1日，霍梅尼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德黑兰，4月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段混乱时间里，霍菲始终坐镇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确认没有一名犹太人被落下的情况，才满意地乘坐上一班法航班机，离开了这个革命的国度，同时也宣告“鲜花工程”彻底被埋葬。

　　新生的伊朗政权还未喘过气来，1980年萨达姆便挑起了两伊战争。面对从

　　相形之下，以色列却赢得了一切。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快速具备了生产氢弹和中子弹的能力，伊以共同开发的“居鲁士大帝”导弹也在1988年试验成功，成为今天以军随时可用来打击伊朗核目标的杰里科-2型弹道导弹，这不能不感谢伊朗昔日对“鲜花工程”的巨大财政贡献，以色列甚至不必为此向伊朗说一声谢谢。这段历史正好应验了19世纪犹太裔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的那句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陈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