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过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青、甘、陕、豫、鄂等14个省区，

长驱二万五千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甘肃的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转移。红军长征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人类求生存、谋解放的一曲凯歌。

　　7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能依旧会问，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应该说，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当指出，作为战略转移的红军长征，是以军事斗争为主，军事斗争的成败决定着战略转移的成败。因此，正确的战略指导和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就成为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最直接、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正确制定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要解决的首要问题。70年前，这一问题同样制约着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进程，关系着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

　　红军长征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关内，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重。而此时的蒋介石却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和不抵抗的态度，对离开根据地处于战略转移不利态势下的红军，却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因此，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把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和实现直接抗日的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党中央正确判断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正确处理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所做出的极其正确的选择。

　　在日寇的疯狂侵略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口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933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又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仍然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红7军团和红25军战略转移时，就分别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主张，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同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1月，红2、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始战略转移，并在所经过的地区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积极组织各种抗日武装团体。同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甘南，红军三大主力在抗日前沿阵地胜利会师。

　　从红军长征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制定的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北上抗日，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使红军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变为团结一致向抗日前线迈进的英勇进军。工农红军以民族解放大业为己任，北上抗日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二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战胜张国焘南下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关键。张国焘错判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反对北上抗日，主张红军向川康边地区退却，违背革命发展的大趋势，脱离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因而必然遭到失败。三是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得到全国人民与各种爱国力量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长征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和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四是蒋介石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企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逆历史潮流而动，结果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及国民党军队内部进步力量的抵制，使他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尽管前后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组织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

　　红军的长征是由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分别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的。红军长征的整体同各路红军的长征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而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正是要利用各路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时机，达到分割围歼红军的目的。因此，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组织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就成为粉碎蒋介石分割围歼红军，实现北上抗日目标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在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加强了战略上的统一组织指挥，各路红军和坚持苏区斗争的红军部队，在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以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为重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使蒋介石分割围歼各路红军的企图遭到破产。

　　长征初期，红6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了探路的作用。红2、6军团会师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黔东出发，向湘西发动强大攻势，调动和牵制大量湘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及在通道转兵后西入贵州、向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的转战。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确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密切配合作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2、6军团坚持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策应了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继陕南战役后，又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和西进眠江流域的土门战役，分别歼敌一万余人，并于愚功地区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在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战役，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根据地，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还应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各根据地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以及同国民党和日寇作斗争的各种力量，他们对红军的长征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他们都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区别对待，利用矛盾，打击主要敌人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一批爱国将领。他们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主张出兵抗日。如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第19路军进行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的察哈尔抗日；宋哲元等部进行的长城抗战：傅作义部进行的绥远抗战。特别是被蒋介石调去围堵红军的一些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作战采取了消极和敷衍的态度。西北将领邓宝珊不仅要求自己的军队遇有红军进攻，虚晃一枪即撤退，而且游说西北各将领谋求同红军达成协议，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更是同蒋介石唱反调，拒不执行“围剿”红军的命令，走上了同红军团结协作、共同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虽然调动几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地方军阀同蒋介石中央军阀之间，地方军阀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戒备，明争暗斗，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经常采取一箭双雕的手法，既对付红军又削弱地方与非嫡系势力，强化自己的“一统天下”。地方军阀为维持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力图摆脱中央军阀的控制，避免被蒋介石削弱和吞并，而在与红军作战时，则推脱应付，以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由于这些原因，蒋介石很难掌控和指挥自己的军队，经常出现战略协调和战役战斗配合方面的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指导，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做好军事统战工作。一方面，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争取和团结一切主张和可能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扩大抗日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卖国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国民党内部的“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比如，红军长征前夕，鉴于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参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不但不积极，而且表示愿意和红军合作。于是，党中央派出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举行秘密谈判，达成五条协议。其中第五条就是：“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之要点告诉粤军，粤军后撤40华里，让红军通过。”这个协议，对于中央红军最终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陈济棠基本遵守了此前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即全线撤退，让红军经过粤境，使当时带着大量辎重的八万多人的长征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在湘粤边界部署的三道封锁线。

　　再如，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地区后，蒋介石随即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但西北各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长期以来排挤和削弱他们的势力极为不满；对蒋介石借“追剿”红军，派大批中央军到西北的举动十分担忧；一些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亦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鉴此，党中央充分利用这些矛盾，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很快同邓宝珊、杨虎城、张学良达成了停战协议，在西北地区开创了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使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能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打击国民党中央军和闫锡山、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从而使红二、四方面军能较顺利地从甘孜北上，摆脱敌人追击，迅速到达甘南，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态势。

　　从实际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

　　红军长征中的作战行动，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而蒋介石推行的是卖国内战政策，拦阻红军北上，并企图将其消灭于战略转移途中。同时，蒋介石又占据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红军不可能走直线北上的路线，而是要绕道我国西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并在冲破蒋介石的拦阻以后，才能实现。

　　二是敌我军力对比非常悬殊。红军的作战是对付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三是红军主力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处于不利的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状态。但为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在艰苦条件下同强大敌人作斗争，同时休整部队，发展红军，解决给养问题，又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把战略转移同争取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逐段向北转移。

　　四是红军的战略转移，要通过万水千山，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既要同敌人斗，又要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

　　五是红军长征的主要敌人仍是国民党军队，战争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围剿”（围追堵截）和反“围剿”，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拿手好戏。

　　长征期间，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着眼红军长征作战的特点，采取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战争形势、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沿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不断调整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路线，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逐段转移，到达抗日的前进阵地。比如，中央红军先是计划到湘西和红2、6军团会合，创建根据地；通过四道封锁线后，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打算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决定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后又改变计划，北上陕甘和陕北红军会合，完成长征。而红2、6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先后争取在黔东、黔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又转战到西康的甘孜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尔后从甘孜北上，到达甘肃的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长征。而“逐段转移”，则是红二方面军能够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克服艰难险阻，减少损失，高度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原因。

　　二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正确处理走和打的关系，在滇、黔、川等省广大地区，实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红军纵横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调动敌人听我“指挥”，改变战场态势，扬长避短，避强击弱，力争主动，力避被动，达到了保存自己、打破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转战乌蒙山、西渡嘉陵江等，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机动作战战例。

　　总之，红军的长征，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导演了人类战争舞台上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经历的战役、战斗达600多次，创造了许多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