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为彭绍辉日记扉页题词：珍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的本版长征日记作者陈伯钧（左六）、彭绍辉（左五）。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写日记，人们往往会想起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他每天跋山涉水后，晚上还在“破壁枯树”下，点起如豆孤灯撰写日记。然而，在70多年前那场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一些红军指战员在万里转战、炮火连天、风餐露宿的艰辛跋涉中，仍坚持写日记，甚至有人在负伤仅存一臂的情况下坚持写，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从所在的不同部队，以不同的视角和感受，真实地记录了万里长征的艰苦历程。这些长征日记，篇幅虽长短不一，内容却丰富多彩，大至红军战略部署和战役战斗情况，党内军内的政治纷争，小至红军战士的生活琐事、思想情绪，无所不记，无所不录，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画卷。这些历经岁月沧桑幸得保存下来的日记，是我们学习、了解和研究红军长征历史的珍贵资料。今日我们辑录其中部分章节刊登，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编者

　　初上长征路

　　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左”倾错误领导者，没有对中央红军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仓促撤离根据地，致使红军指战员不了解撤离根据地的原因和前进的方向，因而疑虑重重，情绪不稳。1934年11月30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肖锋日记写道：“行军路上，担架队战士梅若坚问我：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二、六军团在哪里？走到哪是个头。说实在话，我也不知走到哪是个头，我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走，我们就往哪用劲！”像这样的状况，怎能发挥广大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在突围转移时采取“大搬家”的方式，部队携带了大批辎重，行军速度十分缓慢，处境极为被动。10月28日，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日记写道：“天黑，路小，行李、辎重太多，行两步停三步，一夜只走了二十里路。”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没有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轻装，因此对部队造成了不良后果。后至湘桂边发生的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肖锋在12月1日日记中说：“炊事员挑着饭担子，看到香喷喷的米饭没人吃，边走边哭。”“我团是两千七百多人，现在仅剩下八九百人了。”

　　遵义起春风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红九军团文书林伟日记记载：“1月16日（阴），军委指示：中央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五次战争的工作。”这则日记表明遵义会议已经召开，会议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会后，张闻天起草的决议于1935年2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日，党中央在云南扎西召开干部会议，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随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彭绍辉日记载：“二月十八日，经石夹口到走马坝宿营。行程约五十五里。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毛主席指出，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长征）以来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过去许多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翻越夹金山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等大雪山，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日记载：“6月27日，上午大晴，午后骤雨。……早已闻名的夹金山，今日始得亲睹其颜。战士们于三日前就积极准备食物，都是为了要过夹金山。晨，我们由驻地出发，经新寨子开始爬山。夹金山并不高，路亦大，不过高原上的山头，空气稀薄，北风时起，行人过之，稍不注意，即有晕倒之虞，所以此地崇尚迷信，神鬼传说多端。过山顶上下五里处，均有死尸多具，尚未全部掩埋，这是我行军组织之较差所致，当地的疾病瘟疫必将因之而增多。将来我们作先头部队特别须注意此点！敌机一架，午间由南向北，向达维飞去又飞回，在山顶盘旋数次，幸未掷弹。下山后，至午后三时，气候突变，风雨大作，我衣履为之尽湿。但达维无雨。晚在教导营与四方面军廿五师七十三团营以上干部联欢，到廿二时以后始就寝。”

　　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童小鹏6月14日记载：“前几天就听得说，前面有经常积雪的夹金山，连日来都想一睹为快，好迅速超逾这难关。出发后四十里就开始上了，由山脚至顶三十里，但路陡处只十数里，可是因为地势特高空气稀薄，又加之这几天来吃包谷营养不足，故将及顶时，个个都手疲脚软，气喘头晕，每行几十步又要稍休息后始能继进。山上风大很冷，几乎欲发抖，故树木不殖，仅一些矮草生起也表出萎靡之概。至极顶见北面一片晳白，乃是去冬积雪，以手持木棍透入，直至将木棍完全淹住才抵地面，大约有三尺余深，于是即过‘雪中行军’之境矣？此路前面曾有部队经过，因冷甚，故疾病掉队冻死者十余人，这确实是有生以来未有之境遇也，同志们均为之惊奇。”

　　官兵感情深

　　为克服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红军中大力提倡和发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阶级友爱精神。红军在翻越白雪皑皑、空气稀薄的夹金山时，肖锋日记载：“6月14日，雾雪，晨六时出发，沿丰乐崖、铜陵沟、图岩窝、九道拐、三道桥爬到程胡岭，到处都是白雪。……一到下午，气候突然大变。先是大雾，后来又下起了毛毛雨，不一会又下起了雪。我们冒雪继续往上爬，越往高爬，雪越大，还刮起了大风。指战员们一个个都成了雪人儿，再加上刺骨的寒风一吹，冻得人不知怎么是好。……政委、政指和宣传队的同志们跟大家一样，尽管呼吸十分困难，但仍在积极宣传……战士剧社的同志们也在大声高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一路上，大家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看到年纪大身体弱的同志就扶持保护，真是阶级感情深似海！”林伟日记6月17日也说，在夹金山，“大家发扬阶级友爱，互相搀扶照料。”虽然“天气很坏”，“我们终于12时许越过了夹金山顶。”红军战士间的阶级友爱精神，征服了雪山等地的艰难。而红军各部间的互助友爱精神，则克服了长征生活中遇到的艰难。5月16日林伟日记载：“按军委指示，由我军团送给三军团银币五万元”。这些银元是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独立作战时缴获的。他们便将缴获之款分赠给了兄弟部队，以解决他们沿途购物所需的费用。6月8日，林伟日记又载：“我军团调拨三军团现款十万元。”而红三军团，也帮助红九军团解决缺粮的困难。5月27日林伟日记载：“三军团在此（小铺子）留给我军团一部分大米、白面等。”

　　思想工作实

　　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密切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经常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保障红军胜利转移的重要条件。1935年1月初，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在贵州龙溪镇，对该部进行了政治工作的讲话。林伟日记载：“1月1日（阴雨）早晨从余庆城出发，中午进到龙溪镇。……政治部黄火青主任又利用部队在这个镇上休息的机会，向大家讲了一次话，他号召全军团红色指战员们到达黔北以后，要进行以下工作：‘一、比赛扩大红军。每一个同志要扩大一个新战士；二、做到爱护群众，遵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要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做到每个能写字的同志写两条大标语；四、要进行清洁卫生运动，清除虱子，洗净衣服；五、要整顿军纪风纪；六、大家来调查黔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时，有些战士对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不理解，肖锋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他在日记中写道：“3月20日晴凌晨五时出发，跟三团一营急行军，经二十里铺，岩场到后坝场、鸡溪镇宿营，行程百余里。战士问，怎么老是走，究竟走到哪里去？这说明我们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够深入。我们政治处要同连队一同走，边走边谈为什么要转圈子的道理，说明我们红军转一圈，走一步，白匪就要倾巢而出。要叫蒋介石乖乖地听我们毛主席的指挥。”由于加强了红一师的政治工作，该师战士们的情绪随之有了显著的转变。

　　跋涉大草地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等地开始北上。7月中旬，红二方面军进入茫茫大草地。进草地没几天，战士的粮袋差不多都空了。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日记中简要记录了当时缺粮的情景：

　　“7月7日，6军行军约百里。沿途均无房屋，到大吉岭附近露营。7月12日，6军在西倾寺休息。准备筹集7天粮食，不但没筹集到，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来的粮只够吃两三天。部队开始采野菜充饥。

　　7月13日，6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1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120里到绒玉。

　　7月14日，6军在绒玉休息。无粮食，采野菜吃。

　　7月15日，6军仍在绒玉休息，以野菜充饥。

　　7月16日。6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指挥部及2军4师到打盆、大古岭。6师在东谷。因河水涨，需架设浮桥，明日才能续进。

　　7月18日。6军在亚龙寺一线休息，准备补充粮食，但因该地区居民很少，有点粮食全为前边部队通过时收集走了。所以大部分部队采野菜做干粮……”

　　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风时雨，时雪时雹，红军指战员深受其苦。关向应日记中载：

　　“7月19日，6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7月21日，6军到离阿坝约40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7月22日，6军过一个上下约40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7月30日，6军到贾诺露营。沿途都是小丘草地，没有森林，没有房屋，快到贾诺时，突然遭到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

　　执行纪律严

　　红军长征所经大多是国民党统治区，这些地区群众对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因而他们对红军存有疑虑、恐惧心理。为此，红军沿途大力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解除群众的疑虑，扩大红军的影响，得到了群众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肖锋在1935年4月19日日记中写道：“我们红军好比测绘员，一路描绘着祖国江山将来的新面貌。沿途向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更广泛地建立苏维埃各级政府和游击队。”彭绍辉在1934年11月14日日记中写道：“我们在白石渡吃午饭，派人做宣传工作，在修路工人中进行动员，两个钟头的时间，争取五六百名新兵，并组成一个补充营。”为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红军一方面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1934年12月14日彭绍辉日记载：“此地属贵州管辖，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大多跑到山上去了。我们利用向导对群众做宣传，同时严格纪律，凡吃了群众米粮的，都要写信留钱，使群众逐渐对我们有所了解。”红军进入川西后，部队粮食供应遇到极大的困难，但为了执行群众纪律，红军领导部门加强了对部队执行纪律的教育。陈伯钧1936年7月15日日记载：“晨起不久，即召集直属队首长谈话，主要是针对目前粮食困难做好政治宣传、组织工作，提高执行纪律的自觉性。”陈在4月12日日记载：“闻教导队发生打土豪不归公的问题，即严责该队指导员，令其如数缴出。”由于红军沿途热情宣传，待人和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抢渡大渡河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为执行中央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自四川冕宁以北的大凉山彝族区北上，向大渡河急进。担任抢占大渡河渡口安顺场的先头部队是红一军团和第一师第一团。肖锋在日记中写道：

　　5月24日晴

　　师政首长分配我同吴福善、金行生跟一团抢渡大渡河，任务很光荣。

　　晨七时出发，经草坪、李子坪，过大山东堡子、窝挡头、大落沟、海洋会、山峭、新汤、下坝到安顺场、老街子，一日兼程一百二十里。我跟谭主任进到松树林观察，对岸是月亮头，看到河宽水急，没有渡船很着急。

　　听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这一带的许多坟地，就是太平军将士的坟墓。现在，蒋介石吹牛说，共军前有金沙江，后有大渡河，还有薛、周、吴、二刘（刘湘、刘文辉）几十万大军追堵，长翅也难飞过，只有做“石达开第二”。

　　军阀们不要高兴得太早！石达开的失败，那是历史。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没有过不去的天险。我们红一团一千七百个英雄指战员，有信心打过河东去，会合红四方面军。

　　经过两天的准备，全师集中机枪百余挺，迫击炮二十余门，统归一团指挥。

　　5月25日阴

　　强渡大渡河的任务，是毛主席亲自布置的，由先遣支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直接指挥。一团杨得志、黎林同志紧张准备，杨团长带一营夺占安顺场，由二连化装成“中央军”从东堡子疾进新民街渡口。渡口有民团和川军两个连防守，那些民团还以为红二连真的是“中央军”，连忙招待吸烟喝茶。二连突然命令他们缴枪，敌人愣了。他们万没想到，昨天红军还在很远的冕宁县，今晨便像天兵降临新民街。我们俘虏了敌连长，缴获了他们摆渡的一只船。

　　刘司令、聂政委由李师长、黄政委、谭主任等陪同来到新民街渡口，只见江水咆哮，枪声激烈，对岸川军不时地向我射击，企图打烂这只船。二连连长熊尚林立即招呼战士们把船藏起来，这船是我们渡大渡河的宝贝呀！

　　5月26日阴

　　我军又在新民街找到两只木船，还在周围山沟里找到十几个船工。杨团长布置好火力，决心强渡。师首长把轻重机枪、迫击炮都调来了，分段占领阵地，区分射击任务。杨团长叫孙继先营长组织奋勇队，战士们都要求参加。最后，决定从二连挑选十七名勇士。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麦克、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明。最后，二连通讯员陈万清冲出来哭着要随熊连长参加这个关键战斗，孙营长感动批准。十七勇士排好队，杨、黎首长亲交任务，鼓励他们打过去，为中国革命立新功。

　　午后两点钟，一切准备就绪，杨、黎一声令下：开火！下船！这时，我军阵地上所有轻重机枪、迫击炮、平射炮一齐响了起来。对岸敌人也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神炮手赵章成同志不慌不忙，将炮瞄准好，“通！通！”两下，准确地命中目标，敌碉堡飞上了天。这时，肖华同志拿过司号员手里的军号，亲自吹起冲锋号，渡船向对岸疾驶。不一会，十七勇士在东岸胜利登陆，用冲锋枪、手榴弹把冲出来的敌人打垮，消灭川军守敌一个营，占领了渡口阵地。接着，接连缴了敌人七只渡船，分批迅速地将全团战士渡过去。

　　乐观抒情怀

　　红军指战员们是热爱生活、富有审美情趣的人，即使日常生活中的一顿美餐、一幅风景，他们都会尽情地领略和欣赏，甚至在严酷的战争氛围中也不例外。如红九军团在老木孔战斗前，林伟在1935年日记中写道：“4月1日（晴）我军今天仍在老木孔附近隐蔽休息。这里是干村河的东岸，四面都是高大的山坳，森林稠密，清清的水，缓缓的往南流去。山区里满山葱绿，好一派山清水秀的景色。在春天的晴日，山里尽是鸟雀声。”这虽是一场大战的前夕，作者却把战场描写得如此宁静幽美。作者和战友们经过“风景旖旎”的六冲河、七星峡一带时写道：“4月14日（晴）今天走了整日，越过了著名的七星峡，渡过了六冲河，晚上进到双溪桥一带宿营。在途中大家议论着，如果有摄影机，能把今天走过所见到的景物照下来，那该是多好啊。”再如，当红军途经仁怀酌饮茅台佳酿，在宣威品尝火腿，在草地钓鱼佐餐等生活乐事，日记中亦不惜笔墨加以记载；即使像生长在南方的红军战士不识北方的小米、窑洞，把驴子视作“狼”等生活笑话，日记亦不乏记录。这，反映了红军指战员们在艰苦环境下的乐观襟怀和热爱生活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