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孙彦新 摄

　　河西走廊处处悲歌

　　我们的这次采访，完成于夏天，就连黄土高原，也因为近年来卓有成效的退耕还林而到处郁郁葱葱。

　　然而，当火车从兰州开出，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气温骤然降低，一望无边的戈壁让我们突然模糊了对季节的判断。到了晚上，看着穿着长袖外套的当地人，我们只能抱着冰冷的胳膊瑟瑟发抖。

　　上午九点到达高台县城时，一眼望去，空空荡荡的大街上，零星的行人和车辆就像是荒凉的点缀。而深夜到达古浪县城时，竟然一片漆黑，户户紧闭大门，站在县政府招待所的大铁门前敲了十多分钟，才有守夜者应门。此情此景，"西出阳关无故人"等边塞诗词一下子涌入脑海。

　　可以想见，更加荒凉的70年前，红军西路军在此经历的是怎样的磨难。

　　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1936年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约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加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全军总数21800余人。全军一半人马没有装备，弹药更是缺乏。

　　古浪一战，是西路军渡河后的第一次惨败。住在古浪县城的张荣，今年八十有六，在当地算是难得的长寿之人。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而他的讲述则让我们感到一种血的震憾。

　　"红军大冬天还穿着单衣，住在我们家院子的20多个红军，马家军一冲进来就砍死一大半，头上脸上的伤口有指头那么宽。"张荣说，红军撤走后，院子里全是尸体，不能走的病号又是流血又是冻没多久也死了。

　　"老百姓把尸体拖到马路上，人走路时要从尸体上跳着走。

　　高台县城是红5军全军覆没之地，当战至最后一人时，从宁都起义一路走来的军长董振堂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胸膛。敌人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送到西宁请功并拍了照片，数十年后，当董振堂的遗孀看到照片时失声痛哭……

　　在河西走廊采访的每一天，我们一直被悲情所笼罩，所有故事都关于死亡。

　　想起2004年的夏天，我们在北京万寿路一个绿树成荫的院落里采访杜义德将军。杜义德是西路军骑兵师师长，西路军兵败后，他护送副总指挥王树声走出祁连山，化装回到延安。当时，提起那段往事，古稀之年的杜义德久久不语后，突然发出凄惨长啸。直到此刻，我们才明白，那一声长啸所代表的无法言表的悲伤。

　　西路军21800余人，力战牺牲的超过了一半，被俘并被残忍杀害的数千，通过各种途径返回陕北的共约6000余人。他们苦战4个多月，以巨大的牺牲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行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直到90年代后，西路军的历史才得到公正评价。很多老战士没有等到这一天，含恨离世。幸存者也未能完全解脱，那段历史成为他们一生不愿触及的痛。

　　长征的胜利，是一个战略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对于那些身临其境的红军战士，无所谓开始，更无所谓结束，长征，甚至用了他们的一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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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虎口寻红军：西路军老战士罗名榜传奇经历

　　解放军报：近日，记者走进大别山深处的红四方面军旧址旁边老红军罗名榜的家里。罗老曾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并作为特务连连长随红四军西征。这位96岁的红军老战士，向我们讲述了他逃出虎口寻找红军的传奇故事。

　　栗园口一战，全团只剩下我和另外4名战友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10月25日，时任32团特务连连长的罗名榜渡过黄河，随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开始了西进。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官兵在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补充的情况下，不怕牺牲，孤军作战，虽毙伤俘敌约2.5万人，但敌众我寡，最终失败。

　　“我们团和马步芳部的最后一战在栗园口。”罗名榜说，“那是1937年3月初的一个血色黄昏，我永生难忘的日子!”面对层层不断围上来的敌人，罗名榜所在团队的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突然，一枚炸弹在他身边爆炸，他顿时失去知觉。待他醒来，身边都是尸体，活着的只剩下他和另外4名受轻伤的战友。 〉〉〉点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