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平

　　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军队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不仅是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同时也具有特殊的思想教育功能。尤其对于我们这支人民的军队来说，军事训练既要确保军队“打得赢”，还要为确保军队“不变质”服务。

　　军事训练是防治“和平病”的良方。有机会去法国访问的人，都不会忘记矗立在戴高乐广场中央的凯旋门。它是为纪念拿破仑1805年大败奥俄联军的辉煌胜利而兴建的荣誉的丰碑，纪录了拿破仑时代法国人勇武善战的伟大精神。然而，战后恐战厌战、贪恋享乐的情绪在法兰西朝野尤其是法军上下蔓延滋长起来，结果在普法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迎来两度亡国的耻辱……中外历史上有许多军队都与法军一样，曾经在战争年代能征善战，进入和平时期便陶醉于和平，沉湎于安逸，最终变得不堪一击。防治“和平病”靠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平时期，一个能真正感受到“外忧”的民族，一支能充分认识到外部挑战的军队，才是希望之所在。因此，防治“和平病”最有效的一剂良方，就是要加强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使部队经常置身于刀光剑影和盘马弯弓的环境氛围之中，进而感受忧患，体验挑战。

　　军事训练是磨砺“战斗精神”的利石。坚强的战斗精神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和深厚基础。列宁有一句名言：“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精神状态决定的。”然而，在长期不打仗的情况下，培养战斗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从多领域入手，在多方面抓起，包括打牢思想基础、搞好舆论氛围，等等。但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和最有效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培养官兵坚定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过硬的心理素质。我国民族英雄和军事训练专家戚继光在他的“练兵”巨著《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中，就曾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两长相对，惟有法者胜；两法相同，惟有胆者胜”，因此“练胆气乃练之本也”。当然，在信息化条件下，培育部队的战斗精神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既要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于军事训练的全过程，又要根据形势、任务和环境的发展变化，赋予战斗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军事训练是培育“常盈之气”的沃土。一个国家要富强，一支军队要发展，尤其需要一种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即“常盈之气”。一个国家的贫穷、一支军队的落后并不十分可怕，但精神之火和“常盈之气”一旦泯灭，那就是毫无希望了。中国历代兵家一向把“明耻教战”作为军事训练的根本任务。在先辈们看来，军事训练不只要学技术、练战法，更重要的是要使官兵始终保持那么一种精神、一股劲头。中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主张，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强调要把将士训练成“进不可当，退不可追”，“虽绝成阵，虽散成行”的勇士。我军20世纪60年代的“大比武”活动、80年代的华北大演习，以及新的历史时期的科技练兵活动和一体化军事训练，不仅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振奋了全军将士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新世纪新阶段，更必须坚持把练技术练战术与练思想练作风结合起来，激励官兵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使我军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

　　军事训练是凝结“团队意识”的纽带。战争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拼杀搏斗，而是由众多人员共同参与的群体行为。因此，“团队意识”的培塑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中国古代大政治家和军事家管仲曾深刻指出：上下同心，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戚继光在他的《练兵实纪》中写道：“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而拒彼万生命”，此乃制胜之关键。为此，他高度重视“齐心力”问题，要求通过军事训练，做到三军将士步调一致，共同对敌。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将是诸军兵种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是诸作战单元的综合对抗。要把各参战系统、单元和个人打造成协调一致的作战整体，要靠政治工作的“凝聚”和严格科学的管理，当然更需要练兵场上的“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