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一贯重视办学育才。长征期间，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各路红军仍然都办有边走边打边学的流动院校。这些没有围墙的军事院校，为世界军事史上所罕见。

　　1934年10月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进行合编，隐名为干部团，随军办学。干部团由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组成。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干部团不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还见缝插针地上课。在白雪 皑皑的夹金山下，政治教导员、文学家成仿吾给学员讲社会发展史，边讲边议，使大家对长征充满必胜信心。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其在川陕根据地创办的红军大学随军征战。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大合组红军大学，在毛儿盖的卡英村招生开学。但由于张国焘搞右倾分裂活动，红大很快一分为二，干部团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途中另立红军大学。这时张国焘为排挤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让他去当红大校长，这个歪打正着的举动，正好给了刘伯承宣传“团结一致，北上抗日”方针的讲坛。他对教学抓得很紧，认为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为此，红军大学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课程。政治课有中国革命史、马列理论和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方面则学习翻译的《苏联红军战斗条令》。根据缺什么补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以致用，特别是要求学员要学会“打”和“走”。有一次，在教育长兼高级指挥科科长张宗逊讲完战术课后，刘伯承为讲解灵活的战法，比喻说，我们不学牛抵角的战术，要学狼的战术，要瞅时机，当人推车过来时，它不咬人，一旦推车上坡它就咬人的屁股了，因人不敢撒手，只能被白白咬去一块肉。这种形象化的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办有红军第四分校。1935年11月北上长征时，为更贴近部队办学，学校分为红二军团教导营和红六军团教导团随军长征。1936年转战至甘肃成县、徽县间两校合并，成立以刘伯承为校长的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学校虽无校舍和讲堂，但却能比较正规地按计划实施教学，培养出不少高级干部，如余秋里、王尚荣等曾就学于这所大学的高级班。

　　长征中的红军院校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还是储备干部的战略预备队。它充分发挥知识密集、人才雄厚的优势，为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10月，红军完成历史性大会师后，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乃至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撒遍各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学校、卫生学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