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36年10月15日给陈伯钧的信

　　70年前的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前夕，毛泽东同志曾亲笔致函一位红军高级将领：“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这位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的传奇人物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开国上将陈伯钧。

　　(一）

　　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一个实干、苦干、拼命干的人。长征前他就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陈伯钧当时是受“左”倾路线迫害降职之后步入长征的。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就担任了红十五军军长，1933年1月升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8月，由于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导的不满，他曾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职为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毛泽东闻此消息，不禁赞呼：“十三师万岁！”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十三师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赴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亦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二）

　　长征路上，陈伯钧为维护红军三大主力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935年9月左路军南下途中，他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错误议论，深为愤慨。9月8日他直接找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最后义正辞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为此，他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当面威胁他“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毫不畏惧，据理一一答复。惯于耍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九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他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九军。

　　后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这年12月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鉴于自己南下方针的失败和左路军多数指战员的要求，终于被迫北上。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力荐下，2月11日，陈伯钧带病到四方面军四军任参谋长。3月初，他指挥陈锡联任师长的十一师作战、筹粮，侦察北进道路。4、5月间，他在瞻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首领，打开了群众工作的新局面。陈伯钧胸怀宽广，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工作扎实稳健，深得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护，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实干精神，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一方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在的四军与六军团会合后，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连续两个夜晚，肖克、王震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7月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任弼时、刘伯承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此后，陈伯钧与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10月18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三）

　　是什么力量使红军“干才”陈伯钧能经得起磨难，受得起委屈，百折不挠、愈挫愈锐、屡建奇功的呢？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用粟裕大将的话说，就是他对革命充满信心，“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读过陈伯钧在长征中的日记的同志，一定对此感悟颇多。1935年6月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骏马走骡死伤十匹以上。太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至此，方证实。这亦证明我工农红军无坚不摧，无险不克！敌人梦想我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字里行间流露着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建国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院领导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是陈伯钧军旅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

　　1987年《陈伯钧日记》第一册出版时，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聂荣臻元帅作序，称“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2001年1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作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必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