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寰：81岁，1948年在董存瑞所在部队任文工团编剧，曾以董存瑞为题材创作了歌剧、小说、电影剧本等。曾任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团长。

　　“电影《董存瑞》是源于生活而又回归生活的，英雄舍身炸碉堡的壮举是任何一个编剧、导演也创作不出来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董存瑞。我在创作董存瑞系列作品时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必须用董存瑞原名，必须表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壮举。别的地

方可以进行艺术加工，这两个基本原则不能改变。”

　　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刚开始宣传时，我在军里文工团当编剧，董存瑞的事迹在我们部队反响很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深入了解，是在接触郅顺义以后。1950年，军委要评选一批战斗英雄，军政治部将采访郅顺义的任务交给了我和军新闻干事詹文豹。在采访郅顺义的过程中，让我深受感动的是他总是声声不离董存瑞，反复叮嘱我们要多宣传董存瑞。郅顺义从北京参加全军英模大会回来以后，上级又安排我给他写讲演稿，陪同他到各单位作巡回报告，搞宣传报道。郅顺义作为全国战斗英雄，报告中讲述更多的却是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报告会实际上变成了董存瑞英雄事迹报告会。我在佩服郅顺义高尚品德的同时，也对董存瑞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有一天，郅顺义在报告中又一次举起左手，模仿董存瑞炸碉堡的情景，我脑子里突发一个灵感：应该为董存瑞搞一个艺术创作。1950年12月，我同时任46军文工团编剧的董晓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创作完成了歌剧《舍身炸碉堡》的编剧工作，并由军文工团排练上演。1951年5月，歌剧开始下部队演出，董存瑞生前6连的指导员郭成华和战友郅顺义等干部战士都看了。演出过程中，郅顺义还带头高呼“向董存瑞学习”的口号。这年6月份，歌剧在北京汇报演出时受到好评，并于8月被推荐参加了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演出。

　　歌剧《舍身炸碉堡》演出成功后，电影局的领导要求我将其改成电影剧本，于是，我与时任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的丁洪一起到董存瑞所在部队深入生活、采访，董晓华到董存瑞的家乡采访董存瑞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1952年秋季，我们到了辽宁阜新市，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多次听郅顺义和郭成华讲述董存瑞成长的故事。因为6连当时正在朝鲜参战，我们便请示领导到朝鲜去深入采访。我们到了安东(今丹东市)，正赶上部队换防，董存瑞班回到了国内。于是，我们就与班里的七八个当年见证过英雄壮举的战友进行了座谈，掌握了许多素材。随后，我们又到营、团机关调查采访当事人。这样，从团首长到连、排、班，我们先后采访了十多位董存瑞英雄事迹的见证者，掌握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后来，我一个人又用了20多天时间，到长城附近，延庆、怀柔、十三陵一带，沿着董存瑞战斗过的地方，走了十几处旧战场，实地采风。在一个山沟里，碰到了董存瑞入伍时的老班长，在他家住了两天。

　　在掌握了丰富的素材之后，我们三个人开始构思电影故事。其中的几场重点戏至今记忆犹新：为了表现董存瑞当八路军打鬼子的决心，我们设计了他找连长“泡蘑菇”参军，又跟战士牛玉合“摔跤”的故事情节，最后如愿当兵。董存瑞在战斗中“十发子弹没打着一个鬼子”受批评的故事，是营长吴恩庆的经历，我把它放在了董存瑞的身上，后来又为董存瑞设计了因此而受批评的“检讨会”的情节。董存瑞先交党费后“入党”的情节，是我亲历的事。我自己曾以为当兵就是党员了，这在当时部队里很普遍。“选爆破队长”那场重点戏本来是按董存瑞真实的“挂帅点将”写的，电影拍出来后，审查的首长说我军还未实行军衔，战争年代怎么能把战士叫“元帅”、“大将”？后来只好改成了爆破队、突击队等，弱化了这个很有特点的情节，令人遗憾。

　　这六个小故事，后来都写进了小说里。但到了《〈董存瑞〉：“真实”创造的经典》一文中，不知怎么却成了导演写分镜头剧本时“创造”的，令人莫名其妙。

　　我在实地采访中，了解到董存瑞的革命引路人区委书记王平确有其人其事，就把他写进电影里。我在头沟村采访老乡时，他们告诉我当时敌人烧了村庄，董存瑞的部队打跑敌人，从大火中救出一个小女孩，那人是小个的班长。这就有了电影中董存瑞火中救人的情节。

　　在1952年到1954年创作电影《董存瑞》文学剧本的过程中，我们三位作者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董存瑞的故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此时，电影尚未开机，郭导演看过小说后，认为故事很好。

　　剧本完成后，董晓华将剧本交给了电影局领导陈荒煤，陈将剧本转到长影厂。在北京，我们与郭导演见了面，他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修改剧本时董晓华已进北京文学研究所学习，他与导演接触较多。郭导演并不了解我们对董存瑞进行的采访。

　　电影《董存瑞》拍摄完成后，我是1956年在广州市永汉电影院买票看的。电影拍摄得确实不错，郭导演很有功力，张良的表演非常到位，看后让我激动了很长时间。电影后来获国家优秀影片奖，我们作为编剧，也获得了优秀剧本文学奖。

　　电影《董存瑞》是源于生活而又回归生活的，英雄舍身炸碉堡的壮举是任何一个编剧、导演也创作不出来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董存瑞。

　　我在创作董存瑞系列作品时，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必须用董存瑞原名，必须表现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壮举。别的可以艺术加工，这两个基本原则不能改变。电影《董存瑞》放映后，有人质疑董存瑞牺牲前喊的“为了新中国前进”是否真实。我说，这是我在写小说和电影剧本时的艺术加工，不是原话。至于《真实》一文说，这句话是导演写分镜头剧本时“故意编排”的，肯定是他弄错了，不值得较真，但是文章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舍身炸碉堡的情景是“推测”出来的，这就无法让人接受了。我当时采访了十多位董存瑞事迹的见证者，他们说的情节甚至细节都基本一致，不可能是哪个人能编造出来的。再说，50多年过去了，真若有疑问，怎么能把悬案留到今天？有人说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的情景是“推测”出来的，实在让人愤慨和疑惑。

　　(刘国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