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京7月20日电(记者 李大伟)人物小传：胡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基础部副教授，在国防教育战线已默默耕耘23载。2004年5月至2005年1月，她先后被查出患有甲状腺腺瘤、宫颈癌、脑垂体微腺瘤和乳腺癌前病变，并实施了宫颈和乳腺手术。患病两年来，她的敬业精神一如既往，完成的课时量与生病前一样，科研成果与生病前一样。总政直属党委表彰她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妇联授予她“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当一名共和国军人，是我孩提时的梦想。小时候，我常翻看母亲当兵时的照片，幻想着长大后也能像妈妈一样穿上绿军装。但在那个年代，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难圆的梦——因为有亲戚定居国外，在我的家庭背景中长久笼罩着一层所谓的“海外关系”。

　　1979年，当我幸运地拿到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政策真的变好了，这辈子，我终于可以当兵了。科大毕业时，面对军地两个去向，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军队，被分配到南京炮兵学院，成了一名军校教员。

　　也许是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自小性格内向，不爱讲话。在我为自己的未来设计的各种蓝图中，最不愿意从事的就是当教师。记得我在高考志愿“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中还专门注明过——除师范类院校其它都服从。没想到命运跟我“作对”，把我的一生推向了三尺讲台。

　　因为我从心底里热爱我们的军队、珍爱军人的崇高，所以我一直感到：只要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在哪个岗位上服役都一样；既然组织上把我安排在国防教育战线上，我就应该努力成为这条战线上的合格战士。

　　为使自己尽快成为称职的教员，一到炮院，我就认真向老教授们求教，学习他们教书育人的经验；创造各种条件多试讲，培养授课的自信心；课堂内外与学员增加交流，改变自己内向的性格。很快我便发现，自己上的物理课受到了学员们的喜爱，学校也把我当成了教学骨干，敢给我多压担子了。更为重要的，是我从莘莘学子渴求知识的目光中，体会到了教师岗位的重要和教师工作的神圣。

　　真正迎接挑战还是离开炮院以后。1992年，我调入南京政治学院基础部，被安排讲授《当代科技》《自然科学概论》《军事技术发展史》等课程，这些跟我所学的专业都不太对口。

　　面对全新的教学内容，我鼓起勇气，向书本学习，向懂军事的同志请教，努力胜任自己承担的课程。

　　但是在教学实践中，一种无形的压力却常常伴随着我。在我调入政院的前一年，海湾战争爆发。从那时起，世界范围的新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在这个大背景下，学院适应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需要，先后对基础课程进行过三次大的调整改革。每一次改革，尽管在课程名称上只是变了几个字，然而在教学内容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为了完成这些实际上是“另起炉灶”的教学转型，很多教员都熬红了眼睛，急出了白发。拿我现在正讲授的《当代高科技与军事变革》这门课来说，它的时效性非常强，必须根据世界军事科技的发展变化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有时候前一天备的课，到第二天上课时，一些数据就发生了变化。

　　虽然我也意识到了要注意跟踪我军和外军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发展变化，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教学贴近实际，然而取得的效果却不令人满意。院领导听了我的课之后批评我说，你的课这样上不行，讲原理太多了，与实际联系得太少。他们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军队院校的三尺讲台，一头连着课堂，一头连着未来战场，做教员的必须密切关注、随时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最前沿，培养学员的世界眼光和前瞻意识。

　　领导的话像重锤一样敲打在我的心上，那些天我想得很多，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久久在我脑海里激荡。有的朋友也曾劝过我，别自己难为自己了，想办法改个行、做点轻松的工作。可我总觉得，作为一名军人，不敢攻堡垒，只想当逃兵，是最可耻的。

　　打那以后，我把培养现代战争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作为教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注重用打赢衡量教学，用战场牵引课堂。不仅平时注意学习钻研新军事变革理论和高科技知识，每到假期，我还和同事们深入一线部队调查研究。从西部边陲到东海之滨，从北国边疆到南国军营，我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技术部队、科研院所，先后收集军事科技前沿信息1000多万字、图片10000多幅以及近200小时的音像资料。我还与国内外、军内外的同学和朋友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前沿科技，在第一时间将最新的知识充实进教案，传授给学员，尽力使教学内容更加富有时代气息，更加贴近部队实际。

　　艰苦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我讲授的《当代高科技与军事变革》被评为学院“优质课程”，荣获多项教学成果奖。其间，我还主编、参编了5本教材，在各类报刊发表了24篇研究文章，先后获院级优秀教材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院级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两项。

　　其实，对这些成绩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大的自豪。真正让我高兴的，是在这场变革当中，我没有败下阵来，没有愧对军校教员肩负的使命和职责。

　　教学改革中遇到的“阵痛”刚刚过去，身体上的“阵痛”又接二连三地袭来。

　　2004年5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医院诊断患有甲状腺腺瘤。医生当时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一种是药物治疗，疗程长，效果慢；另一种是手术治疗，疗程短，效果快，但声音有可能出现嘶哑。我是做教师工作的，失去了声音等于失去了教书的本钱。于是，我选择了药物治疗。

　　一个星期后，学院组织干部进行例行体验。没过几天，军区总医院通知我去复检。当时，我正在上课，课程排得很紧，脱不开身。直到6月中旬，课上完了，医生第4次催促复检，我才赶到医院。

　　拿到复检报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报告单上竟然写着：宫颈癌。那一刻，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癌症，总是会让人联想到死亡。这次，我听从医生安排，怀着不安与恐惧，很快住进了医院。所幸癌细胞还没扩散，手术也很成功。

　　因为总是惦记着住院前没有来得及批改的147篇研究生论文，术后一周，我便征得医生同意，带着“至少全休三个月”的医嘱，离开了医院。

　　出院那天，我感觉自己一身轻松。一进家，便急不可耐地换上军装，恨不能一下飞进教研室。从家里到办公楼也就300米距离，由于身子虚弱，我走了近20分钟，平日里从不在意的34级台阶，每迈一级都像攀岩一样艰难。

　　当我一步一挪移到教研室，双手捧起办公桌上那厚厚的一摞论文时，夺眶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承受过生与死的磨难，我感到真的是又见到阳光了！

　　7月的南京，天气特别闷热。为了赶在暑假前将论文批改完，白天，我半躺着逐篇逐句地批阅，晚上，让女儿帮着登记分数。看我时常累得直不起腰，女儿就责怪我：“妈妈，你还要不要命了？”我笑了笑，没有回答。我理解女儿的心情，可女儿又怎能理解我的心情呢？一个从死亡线上走出来的人，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事业中，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快乐的。

　　转眼，新学期到了。学院领导考虑到我的身体需要恢复，让我继续休假。我骗领导说：暑假休了一个多月，身子完全复原了，上课没问题。其实我是这样想的，《当代高科技与军事变革》这门课，只有我和教研室穆永民主任两个人上，而穆主任爱人也患了重病，如果我继续休假，所有的课就会压在穆主任一人身上，他的担子就太重了。虽说每次上完课我都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心里却是甜甜的。

　　本以为病魔已经离我而去，哪知，半年后，我又被查出患有乳腺腺病和脑垂体微腺瘤。

　　由于乳腺腺病已到了癌前病变，必须做手术。2005年春节期间，赶在开学前，我主动住进医院。手术后第4天，我再次选择了提前出院。经过一连串的打击，我发现自己的心变硬了，人也坚强了许多。我曾跟同事们开玩笑说，都死过一回了，管它再查出什么病来。

　　话虽这么说，四种疾病有时还真的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2005年6月的一天，我正准备去上课。猛然间，脑袋像炸了一样，钻心般痛。这时离上课不到半个小时，临时找人代课已来不及，我只好强撑着走进教室。课上到一半，一阵眩晕，我差点跌倒在讲台上，学员们赶紧把我送回家里。这是我从教22年，第一次从课堂上中途退出。为这，我懊恼了好一阵子，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

　　几天后，我又给这个学员队上课。当我提前走进课堂时，投影仪里意外地播放起一段录像。细一看，全是我平时上课的镜头。就在我惊讶的时候，伴随着优美的旋律，137名学员同声唱起《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那一刻，我哭了。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和学员们在一起，我才能真正忘掉身上的疾病，只有站在三尺讲台上，我才能真正体会到生命的价值。

　　从军20多年，我感到最自豪的是把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自己挚爱的事业。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组织上和各级领导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家人也给了我很多的理解和支持。

　　父母就我一个孩子，母亲已去世多年。想到父亲在老家孤孤单单的，我就把他接到南京来住。平时，忙工作多一些，很少有时间陪他，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两句话。

　　女儿的学习成绩过去在班里一直排在前列，对她的学习，我也没少操心。这两年，兴许是我太忙，加上生病的缘故，没有更多的精力照看，她的成绩下滑得很厉害，其中，物理课学得最差。班主任批评我说，你教了10年大学物理，怎么连自己的孩子都辅导不好。听着老师的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今年“三八”节的时候，女儿送给我一支蜡烛和一张

　　爱人颜国胜也在南京一所军校工作，平时也很忙。一家人虽说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却难得聚在一起。

　　我们两个都是对生活要求极简单的人。我们现在住的是10年前搬进来的旧房子，面积也就50多平方米；家具还是成家那阵子置办的，早就落伍了；一台彩电也已看了20年。地方上的同学看了我的家摇着头说：“胡滨啊，你的‘安乐窝’简单得能让人掉泪。”我把这话学给爱人听，他笑笑说：“比比驻高山、海岛、荒原、戈壁的战友，我们生活在大都市，吃住都方便，知足啦！”

　　爱人和我都是入党多年的人，在得与失的问题上，我们很少想过要去和谁比富贵。反正有一个道理是我们共同遵循的，那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对得起党员的称号，不管什么时候重读入党志愿书，只要不感到心虚脸红，就是最大的获得。

　　“人有家财万贯，我有桃李三千。”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遗憾而去。即使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它洒在教学岗位上。”这是我院一位老教授生前说过的话。在我的身边，还有许许多多像这位老教授一样的教员。面对物质上各种各样的诱惑，他们始终坚守精神高地，从不动摇。因为在他们衡量价值的天平上，“桃李三千”远比“家财万贯”分量更重。他们永远是我立身做人的楷模。

　　这些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别人稍多了点，但我却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温暖和关怀。我永远忘不了，在我住院期间，学院的政工网为我开设专题网页，里面盛满了师生们对我的无限关爱；永远忘不了，在学院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我的同事和学员对我表达的真挚情感；永远忘不了，海内外同学得知我的病情，专门给我寄来一张写满祝福的环球贺卡，这张贺卡从加拿大渥太华寄出，沿美国、日本和我国的19个城市一站接一站传递，上面签着每一位同学的名字。

　　更令我激动的是，军委首长、总部领导关心我的病情，给我很多的鼓励。学院党委还报请上级给我记功。所有这些，都让我真切感受到，我们党、我们军队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对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厚爱。

　　履行好军旅园丁的职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乐章。我常想，假如有来生，我还愿意当一名军校教员，永远和我的学员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