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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辉
撰联：程步涛书法：李洪海
从军报文化副刊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十好几年，办副刊过程中的许多事情都淡忘了。昨天忽接副刊编辑打来的电话，要我就副刊生涯写一篇忆旧短文。放下电话，一些往事又
从记忆的仓库中复活起来。起初复活起来的，竟是一些作者的笔迹。
记忆这种功能有很大的职业选择性。教师善记名字，会计善记数字，话务员善记电话号码，演员善记台词，画家善记形象和颜色。当编辑的则善记作者的笔迹。我和我的副刊同事都有这种经验，而且常把一些作者有特点的笔迹当作有趣的谈资。这当然是因为有些作者经常寄稿，看得多了，目熟能详，不必看署名，一看那字体，就知道是谁来稿。字体就是他们的名片。比如歌词作家石祥的字，字体比较工整，就像他的歌词一样给人一种严整的美感。诗人纪鹏的字，像蛤蟆蛄蚪碰头接尾游在一起。原来也是副刊编辑、后调出报社、但常给“娘家”寄稿的诗人顾工，他那字，方方正正，就像用他那方头大脸作模子模刻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把稿纸格子占得满满的，甚至侵犯左邻右舍。小说作家陈定兴的字，扁扁的，往一边歪斜，挨挨挤挤，好像人挤人，把人都挤扁了，挤得快要摔倒了。像这样写字各有特点，让编者经久不忘的作者，还可以说出许多。如今电脑普及，多靠电脑写作，打印出来的字全都格式化了。作者的笔迹，连同那笔迹带出的形象和趣味，甚至带出的个性，全都退出了文字生活。好处是省得辨认那些潦草的字，稿面清楚，便于修改，可也少了血肉感、亲切感，少了一种特殊的沟通，特殊的神交，多少有点遗憾。
举一个例子，说明我这话并非过甚其辞。有一年，湖南常德诗墙为了开展组稿工作，寄给我一份“诗墙简介”，上面有一幅诗墙筹建处办公室主任盛和钧的照片。盛和钧，这名字很熟，是我在《解放军战士》杂志和《解放军报》文化副刊当编辑时常联系的空军作者。几十年不见，从照片上看，已经白发满头，不大认得出来了。可还依稀记得他来稿上的字体，不怎么工整，好像很随便地扎煞着四肢，是那种下笔很快，不经意间写出来的字体。我试探着给他去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他的回信。果然，是我印象中的那种字迹。他说是他向办公室的同事提供了我的通信地址，才寄“诗墙简介”给我的。我马上复信给他：“您的笔迹我还依稀可忆”，“这次是从“诗墙简介”上看到您的名字，方勾起昔日的文字交情。”我那时已经离休，在《中华魂》杂志当一名挂名的编委，便约他为《中华魂》写一篇有关诗墙的文章。瞧，又是当编辑的“毛病”作怪，总想着向作者索稿。很快又收到他热情洋溢的回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在《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报》（还有《解放军文艺》）上相继发表了为数不算少的散文、特写和报告文学、小说，只知道每一篇作品里都倾注有编辑的心血，但却并不知道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姓甚名谁。今天，突然得知您是默默无闻地长期帮助过我的编辑之一，甚至三四十年过去，您还能依稀认得我的笔迹，我是多么的激动和感谢啊！”收到这封信，我既感欣慰，又觉愧不敢当。我在下一封回信中表示：“作嫁衣裳，是编辑的本分；默默无闻，习以为常。其实，编者和作者的关系是互补的。编者不仅需要作者的支持，也从作者笔下学到不少东西。这种文字之交是很值得怀念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后来，他在他出的文集中，把我们之间的这些通信都收进去了，为编者和作者之间的真诚友谊留下了一份真实记录。
由作者的笔迹而使这种友谊得以维系，对我这个老编辑来说，实在是人生一大幸事，一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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