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真喜欢读书啊，什么书都想读，觉得书里知识真多，天地真广，写书的人真伟大，能出书真了不起。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的增多，我莫名其妙地滋生了对有些书的疑惑，这书里写的东西是真的吗？他们的那些经验、理论、发现、名言之类可靠吗？有些书是他

们自己写的？还是霸占、剽窃了别人的成果？是对历史的真实记载？还是凭个人的情感在杜撰、在歪曲、在颠倒黑白？是真正的文人、伟人、能人写的？还是一些门外汉的“杰作”？这许许多多的疑问，像一团乱麻，缠得人没了主意。近读明代一个叫刘继的人写的一首《读书》诗，使我多少开了点窍。诗曰：“记录纷纷已失真，言语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不知冤煞多少人。”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也有诗云：“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记得马克思说他的座右铭就是“怀疑一切”。我对书的怀疑不是顺着伟人的思想去印证什么，而是随着知识面的扩大，阅历的加深，特别是直接耳闻目睹了一些书籍的内情才有的感觉。你看中国历史上，不管是唱红脸的还是唱黑脸的，是有功的还是有过的，一有机会，都要出书。在他们看来，做人是一回事，写书又是另一回事。施耐庵在《水浒传》里把宋江等梁山好汉作为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英雄来歌颂；而另一个叫余万春的则把宋江等人看成大逆不道、杀人放火的强盗，写成《荡寇志》，让朝廷官兵把他们一个个斩除。曹操在罗贯中的笔下是个乱世奸雄，而从“五·四”运动后，在文学界他又成了大诗人、大英雄。即使那些历代经过官审的“正史”里，把篡位写成禅让，把起义写成叛逆，把坏蛋写成英雄，把腐败写成廉洁，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并不少见。更可笑的是有些反面人物却能写出正面的书来。有的贪官能写出如何拒贿的书。西晋诗人潘岳，是一个趋炎附势、献媚权贵、钻营利禄的无耻小人，却著文《闲居赋》，描绘自己淡于名利，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所以元好问讽刺他“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安仁，即潘岳）明代阮大铖是魏忠贤的奸党，可是他写的《咏怀堂诗集》却自比正人君子。还有奸相严嵩，他恶贯满盈，却在他的《钤山堂集》里，自我标榜“晚节冰霜恒自保”。你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所以对书籍，还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崇拜，须得长个心眼儿，防止上当受骗。当年只念过两年书的希特勒，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第一版只印了一千册。后来随着希特勒的发迹，该书竟销量大增，成了纳粹的圣经，德国人的必读书，第三帝国的理想。德国人狂热地崇拜他，跟着他要去统治全世界。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些德国人稀里糊涂地当了希特勒的炮灰。有人算了一下，《我的奋斗》全书共27章，平均每章使120万人丧失了生命。

　　也许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后人读书难辨真假，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不太明白。但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假人假事假书，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了。有个新闻同事，搞了七八年新闻报道，也没入门，后来因为不能胜任本职工作，只好改行。万没料到，人家改行后，竟著书立说，写了一本如何写新闻的书，不但推向了市场，还成为一些单位培养通讯员的教材。业内人士闻后，不禁哑然失笑，一个自己都不知道门在哪里的外行，如何去教人家入门？岂不有瞎子指路、误人子弟之嫌！翻开他那些介绍“入门”的文章，除了东抄西摘，七拼八凑之外，实在没有新鲜内容。而就是这样的“专家”，还真能忽悠住一些人，据说该书作者后来成了研究通讯的权威、博导。有位熟悉他的老同事哭笑不得地说：“他能当博导，新闻界无人了。”读书得长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