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主席与授衔

　　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6天后，他首次签署晋升令，二炮司令员靖志远、海军司令员张定发被晋升为上将，此前不久，两位司令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进入解放军核心决策层。

　　此次是胡锦涛主席第二次签署上将晋升令。10位新晋上将中，有7人为政工干部、3人为军事主官。而迟万春、彭小枫、朱文泉等人的提拔，则表明拥有技术背景、可能面临实战的人才受到重用，凸显“科技强军”的新思维。迟万春就职于总装备部，彭小枫来自二炮，朱文泉则驻守南京军区，他们的指挥才能，很可能在未来反分裂斗争中面临考验。

　　就在授衔前的6月16日，彭小枫还与其搭档、二炮司令员靖志远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战略导弹部队是党、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要确保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指挥。

　　在中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原则之一。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自毛泽东起，军委主席就没有军衔，这个传统被邓小平延续，直到1988年被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这一年，邓小平授予17人上将军衔；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3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4年后的1993年12月，首次晋升6名上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江泽民主席任内，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

　　现役上将36人

　　身为上将，他们享有哪些待遇？

　　最直观的是工资——目前，军队干部实行“结构工资制”。包括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军龄工资，同时设置了军衔工资。一名中将与上将的月薪差距约为1000多元。

　　但在住房、医疗、配车、“交通席别”等其他物质待遇上，更多是与职务挂钩，而非取决于军衔。

　　“军衔代表着一种荣誉。”彭光谦说，“比如在出访期间，或者与国外军官交流，讲究的是军衔对等。最重要的是，对军人来说，军衔的设置是一种激励。”

　　“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永久军衔性质，”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依据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

　　军衔另外还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的作用，按照军衔条例，一职务低的上将要受职务高的中将的领导。但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的高低时，又规定由军衔高的人指挥，“这对于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彭光谦说，“战场上变幻莫测，机会稍纵即逝，不允许你花时间去核实职务高低、隶属关系，军衔就成为最直接的标志。”

　　自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解放军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现役的上将为36人，新华网公布的资料显示， 解放军总参、总政正职，总装部长，总后部长、政委，海军、空军及二炮司令员及政委，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院长及政委，均为上将；七大军区中，除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之外，也全部为“三星上将”。

　　如果纵览108名上将，按其授衔时的任职，总参系统出身的最多(包括兼任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职务的)，超过20人；总政超过10人；总后、海军、空军均不足10人；军事学院近10人；其他分布在国防部、武警部队等处。

　　而在各大军区晋升的40余名上将中，以北京军区最多，有近10人是在北京军区任职时被授予上将衔的，另外加上授上将衔后调任北京军区，以及调离北京军区后晋升的上将，北京军区先后出了20名左右的上将。“这足见首都的重要战略位置。”徐平大校说。

　　对比两代上将

　　如果从建国之初算起，解放军迄今已有164位上将。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上将被定位在第二等第二级，在其之上，还有大将、元帅，以及大元帅——这个最高军衔，仅毛泽东有资格担任，但他未接受。

　　当时，共有10人成为元帅，10人获得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在1956年和1958年，各有1人晋升为补授上将。

　　开国上将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方阵——平均年龄45.6岁，最年轻的“红小鬼”肖华获上将衔时仅39岁，这些将军们，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在少林寺习武8年，贺炳炎与彭绍辉，分别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失去右、左臂，被毛泽东称为“独臂将军”。

　　但10年后，中国军衔制被取消。“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徐平分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内在因素。”

　　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当年的元帅、将军，此时多已逝世或退隐，洪学智成为惟一一位两次都被授予上将的人。

　　“两代上将还有两个明显差别，”徐平分析，其一，1988年后的上将，多数人是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但对现代战争特点有较深认识；其二，学历高——大多数为大学学历。比如曹刚川上将于1950年代后期留学于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1980年代后期进入国防大学深造；196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才厚，1980年代曾进入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

　　在新一代上将中，彭小枫属将门虎子，他是抗日名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生于父亲牺牲后数月，继承父亲对军旅的挚爱入伍，目前担任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曾参与1984年西南边境争夺法卡山和老山的战斗。廖锡龙时任师长，他率领的49师全歼对方两个连，毁灭性打击敌两个营，击溃敌三个团。战前，这位师长曾被问“准备死多少人”，廖称“只需要100口棺材，超了是我的耻辱”。

　　最后还是准备了200口棺材，但结果部队付出较小代价，阵亡98人。廖锡龙后升任第14集团军军长，此后又晋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后任总后勤部部长。廖是军队高层中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之一。

　　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则在军中被誉为“儒将”——他的书架上放满了理论著作，对各国政治家的见解和军事家的理论了如指掌。这位上将思维敏锐、健谈且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他之后，也称赞“精力充沛，非常专业，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能控制场面”。

　　“今后的将领们，不会出现开国元勋那样征战半生的经历，所以军衔等级规格不宜太高。” 彭光谦说，但毫无疑问，他们将是“中国军队今日之星”。

　　(部分资料引自徐平《漫谈中外军衔》等公开出版物，特此致谢； 实习生王晶晶、小林、沈洪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