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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方先觉又带着与会军官乘夜色朦胧之时，渡过湘江，到岳麓山祭扫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阵亡的全体第10军将士，并面对公墓祝祷说：“先烈们，安息吧，先觉这次亲率全军，参加衡阳战役，誓以一死报国，坚决歼尽日寇，为诸先烈报酬，为十军争光，耿耿此心 ，对天可表，如有异志，天人不宵！”说罢放声大哭。此时，全体军官也无不流涕。

　　6月23日拂晓，日军开始向衡阳发起进攻。第10军所属的3个师皆奋勇抵抗，坚守阵地。使得日军每占领一处就要付出惨重损失。

　　第10军虽然在军长方先觉的指挥下，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但是自身也遭到惨重损伤。一开始，第10军的补给尚能通过外围运进衡阳城，但是不久后即因日军后继部队和重火力的压制，补给线被切断了。加之日军的包围圈日益缩小，使得空投物资也大部分落入日军阵地。

　　随着战况的进展，衡阳市郊已无一处完土，双方战死者的尸体到处皆是。如此日日夜夜，第10军官兵一直坚持了四十余日。面对蒋介石亲口许诺的“解救”，第十军官兵已从盼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由绝望而发展到对军事委员会的怨恨。

　　此时，第10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部队开始发展到兵不由官、下级不服从上级的混乱局面。军长方先觉发下去的命令已不起任何作用。为此，方先觉痛心疾首，即有了自杀殉国的想法。但是当他看到那些与自己多年奋战、患难与共的部下时，又不忍抛弃。

　　就在这种内外矛盾的情况下，方先觉终于决定召集团以上军官，商讨第10军残余官兵的出路问题。与会军官有的决定以死殉国，有的提议向日军投降。正当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方先觉入室放声大哭，会议随之无结果而散。

　　入夜后，军部突闻担负北门防务的第3师萧圭田团放下武器投降日军，以致日军从萧团阵地蜂拥而入。至此大势已去，方先觉意识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即命参谋长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为：“委座钧鉴：我军现已弹尽援绝，敌于今晨自北门突入，我已无可堵之兵。学生等决心以死报党国，不负钧座平生作育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之一电，望来生再见。学生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敬叩。”

　　电文发出后，方先觉准备拿出手枪自杀，可发现佩枪早被副官拿走。正当方先觉寻找可用以自杀的武器时，突然主降的第3师师长周庆祥陪同日军代表来到军部，催促方先觉前往日军指挥部商讨投降事宜。方先觉就在这种内挟外压的情况下随着周庆祥与日军代表去了日军指挥部。并与日军谈妥在投降后不伤及第10军剩余官兵，并且接受了日方提出的组建“先和军”的提议。

　　三个多月后，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原衡阳县县长)与伪维持会、复兴会的人的帮助下逃离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经由第73军19师派遣部队接应，顺利抵达重庆。

　　方先觉到重庆拜会蒋介石时，蒋见面即责骂：“为什么不死呢？”蒋的意图是愿他成仁的。这句话使的方先觉羞愧难当。但是之后蒋介石对他设宴招待，也或多或少的使方先觉心理得到了点安慰。

　　在重庆稍住数日后，方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任命其为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初，他又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旋又调任第206师师长、第88军军长。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方始终没有机会再与日寇作战，没能一雪心中的耻辱。

　　★ 抗战后惨淡余生

　　抗战胜利后，方先觉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他所在的第88军改编为整编第88师。旋即，他率领所部参加了围攻山东解放军的战斗。不久即因在鲁西南吃了败仗，被薛岳撤了师长的职务，调任第一训练处副处长。其后，方先觉得到老长官李玉堂的照顾，担任第十绥靖区的副司令官。方先觉到任后本想尽心辅佐李玉堂，再有一番作为。可惜随着国军在山东江苏等地的接连战败，他也被迫逃往了福建。此后方先觉又陆续担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第22兵团副司令官、第1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官、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1949年底携眷逃往台湾。

　　到台湾后，方先觉入“革命实践研究”第13期、圆山军官训练团第二高级班受训。1953年2月调任澎湖防卫副司令官。1954年6月入国防大学联战系第三期学习。毕业后陆续担任第一军团副司令官、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研究督察委员会主任。1968年退役后因其衡阳投敌的事被屡次抨击，遂出家为僧。

　　方先觉有一子六女，其中一子一女在美国成为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方先觉无法去美国与子女团聚。其晚年，经常一人独自手持手杖，站在海边凝望大陆。此时的方先觉又在想些什么呢？

　　1983年3月3日，方先觉在台北病逝。其遗著有《子珊行述》、《衡阳坚守战回忆》。

　　黄埔第三期生杂谈

　　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不同于早期的一期生和后期的四期生有名，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第三期于1924年12月开学，学生多为从上海和广州等地经过考试后选拔出来的，录取总人数达1300余人，学习科目分设步兵和骑兵两个科。学生入校后，先受入伍生教育三个月，经过考试合格后转为军校学员，为黄埔军校学员实行入伍生制度的开始。

　　在第一次东征时期，第三期学员编为入伍生总队留校，分驻市区、黄埔、虎门等地，担负当地的治安、勤务和警戒任务。在杨刘叛乱时，三期学员奉命回黄埔长洲本岛，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发动总攻击。继而又参加“六·二三”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游行。校党代表廖仲恺遇刺后，三期学员直接参与了监管与“廖案”有关的囚犯。在校学习期间，第三期学员献身于革命事业者有22人，在校病逝者有53人，因病逝世的比重为军校各期学员之首。

　　1926年1月，第三期学员毕业，总人数为1233人(这1233位学员中有300余人在毕业前被分派苏联学习飞行，以及进入政治队和宪兵科继续深造)。毕业后，学生大部分派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所属第1、2、22师任职，部分留校任职，部分从事政治工作，部分参与地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部分派往北洋军阀部队从事地下活动。这些学员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期学员出现了第一位台湾籍学员黄济英，以及5位韩国籍学员。这5人分别是李彬、李逸泰、车廷信、张圣哲、刘铁仙。

　　第三期毕业生中最为著名的是王耀武，另一位较为出名的是戴安澜。而在红军方面以1931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部长的朱云卿最具代表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期学员相继奔赴抗日战场，都各自立下了赫赫战功。这些学员除了前面所述的王耀武和戴安澜外，还有：宋瑞珂(山东青岛人，第66军军长)、方先觉(安徽宿县人，第10军军长)、朱岳(广东台山人，第10军副军长)、石觉(广西桂林人，第4师师长)、钱东亮(江苏常熟人，第20师师长)、李纪云(河南唐河人，第65师师长)、熊绶春(江西南昌人，第103师师长)、汪波(湖南新化人，荣誉第1师师长)、刘安祺(山西崞县人，第87师259旅旅长、第61师副师长)等人。他们在各自的抗日战场上皆立下战功，其优秀事迹亦广为流传。

　　为抗日事业献身的三期学员有：王润波(四川开县人，第25师149团长，1933年在河北古北口牺牲)、杨杰(湖南蓝山人，第1师第1旅副旅长兼团长，1937年在上海牺牲)、朱赤(江西修水人，第88师262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易安华(江西宜春人，第87师259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高致嵩(广西岑溪人，第88师264旅旅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韩宪元(广东文昌人，第88师264旅团长，1937年在江苏南京牺牲)、王竣(陕西蒲城人，新编第27师师长，1941年在山西台山寨牺牲)、戴安澜(安徽无为人，第200师师长，1942年在缅甸牺牲)、胡义宾(江西兴国人，第96师副师长，1942年在缅甸牺牲)、周复(江西抚川人，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在山东张家骝牺牲)。这些烈士为抗日事业所作的贡献也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另外在抗战期间有段朗如(安徽英山人，第79师师长)因南昌会战畏缩不前、文重孚(湖南益阳人，长沙市警察局局长)因长沙大火，被相继枪决，在此也略记一笔。

　　抗战胜利后，这些为国家做出贡献，而又存活下来的军人们，被相继卷入了内战的旋涡。命运注定了反人民的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他们中的大部分逃台、被俘或者是阵亡。同时也有部分高级将领看清了时事，最终投入了人民的怀抱或主动脱离了部队。

　　其中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被俘、阵亡的有：王耀武(山东泰安人，山东省主席兼第2绥靖区司令官，山东战场被俘)、康泽(四川安岳人，第15绥靖区司令官，湖北战场被俘)、熊绶春(江西南昌人，第2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4军军长，江苏战场阵亡)、刘秉哲(江苏宿迁人，第28军军长，上海战场被俘)、段霖茂(湖北蕲水人，整编第57师师长，山东战场被俘)、宋瑞珂(山东青岛人，整编第66师师长，山东战场被俘)、刘伯龙(贵州龙里人，第89军军长，在贵州因内讧被逮捕枪决)、王中柱(湖南祁阳人，第103军军长，衡宝战场被俘)、李纪云(河南唐河人，整编第31旅旅长，陕西战场被俘)。

　　宣布起义或主动离军者有：方暾(湖北罗田人，第118军军长，四川起义)、叶芳(浙江龙泉人，第200师师长，浙江起义)、邓钟梅(江西萍乡人，整编第90师副师长，陕西离职)。

　　在逃到台湾的第三期学员中最为出名的有刘安祺、石觉、夏季屏三人，其他多以“国防部”高参潦度余生。

　　综观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他们在军校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嫡系部队任职，但是真正出类拔萃者并不多见。王耀武的出人头地，算是黄埔军校所培养的三期学员里堪称最为成功的典范吧。在整理三期学员资料的时候，笔者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多数三期学员在任职到校官时，大多被分配到地方保安部队任职，所以在许多三期生的经历中大多可见其担任某省保安团团长、某省保安处处长等职务。由于地方保安部队并不是正规军，其待遇也较正规军差。或许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这么做是磨练军人的一个方式，但是此举却阻碍了这些学员以后的升迁，使得部分四期生超越了前期的三期生。笔者认为，这或许就是黄埔三期生发展较不顺利的一个原因吧。　□ 本刊特约撰述 史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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