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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公司报告:网络中心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http://jczs.sina.com.cn 2004年10月30日 09:40 新浪军事
兰德公司报告:网络中心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过分依赖于网络化将面临极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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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公司报告:网络中心战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美军的网络化作战系统


虚拟战斗系统

  网络化可以提高作战效能,然而,有专家指出,信息优势和战场感知能力并非战斗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过分依赖于数据的行动将面临极大风险。

  认识上的偏差

  对信息的作用过分夸大。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信息时代的技术正在使时间和距离因素
逐渐变得无关紧要,信息也加快了作战节奏。然而,其他分析人士确信,信息交换的网络化不足以取代部队的机动作战,信息优势和战场感知能力并非是战斗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国际象棋比赛的公认原理一样,只有正确分析对方行动和战术基础上的决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他们还指出,大量信息资源对有效实施军事行动的作用可能被夸大,重要的军事决策可能不会始终基于信息的合理分析而形成。他们认为,有关的讨论几乎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于信息带来的好处,美军各军种、国家安全部门和情报部门都未能全面分析这种过于依赖于数据的行动所面临的风险。

  对敌方能力的低估。一些分析人士已提出质疑,网络中心战的鼓吹者有些像曾大肆吹嘘IT企业发展前景并引发股市剧烈震荡的财经界人士,也过分地夸大了网络中心战的作用。他们确信,美军的网络中心战模式可能会低估敌方欺骗美军传感器或封锁网络中心战所需信息的能力。分析人士引用的薄弱环节之一,是美军已公开出版的关于在未来战争中所使用的网络中心战技术的计划报告。这正如二战时期的马其诺防线一样,使敌方能有充裕时间寻求规避美军优势和攻击其薄弱环节的方法。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非保密互联网高达70%的信息量通过民用网络传输。这意味着在美国军用通信需求量很高的情况下,其安全性可能要部分依赖于民用通信设施和商业卫星设备的可靠性。那些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发展且正在采购最新式商用网络设备的国家,也可能成为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技术缺陷的国家。如果它们之中包括那些美国可能与之发生冲突的国家,那么正确掌握与这些缺陷相关的技术知识的敌对势力,就会试图干扰美国的军用通信。

    技术隐患

  兼容性。美军各军种是否能实现真正的网络和系统兼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美军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GCCS),它目前基于16个不同的数据库运行,有多个对应于不同军事部门的特定网络结构。美军试图将所有军事部门使用的网络结构进行全面融合,创造一种与全球信息栅格(GIG)相连的网络中心战能力。  

  带宽限制。一些分析人士怀疑,通信带宽的供给是否能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当带宽供给在作战中呈现不足时,指挥官有时会面临信息优先传输的问题。他们通常随意按动一些无线或计算机转换设备上的按钮,由此释放出足够带宽,用于传输最优先输送的信息。这将迟滞或取消其他信息或数据的传输,后者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由于带宽不足导致的信息潜藏或更新迟滞,将在理论上使一些部队攻击其计算机显示器上以红色图标显示的地域,而不是真正的敌人,而敌人的位置变化速度通常比显示器图标的更新速度要快得多。

  估计到2010年,为美国陆军提供的有效带宽将无法满足峰值需求,供给率约从100%降到10%。在网络中心战的网络模式方面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是寻求满足带宽需求的方式。例如,通信基础设施必须具有足够的带宽,以使位于战场上不同区域的几个人能同时将同一组问题的相关数据引入其计算机系统。

  太空优势隐忧。美国目前高度依赖于太空设施,用于通信、导航、图像、气象分析和导弹袭击预警。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了它在太空的绝对优势,这主要是因为敌方无法利用太空,或无法采取抵消美国太空系统优势的行动。然而,美国在未来无法依赖此类优势,预计技术较弱的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将使用电子干扰技术手段,或对美国的卫星地面设施发动袭击。非国家组织可能通过租用卫星带宽的方式发挥天基技术的优势,或采取从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或其他拥有太空设备的国家购买高分辨率图像的做法。

  将来,卫星将用作天基雷达(SBR),这种卫星将持续观察战场形势,包括获取绘图所需要的地形信息。然而,情报部门对这种以卫星为基础的系统的未来长远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虑。由于敌对势力变得越来越分散,且更趋于采用非常规对抗方式,因此它们可能会开始运用与以往不同的技术,如采用卫星传感器无法探测的光纤等。

  技术外包与转移的风险。美国越来越多地将高技术工作以外包方式从国外引进,包括计算机编程和芯片制造等,这可能导致知识和技术的转移,并可能由此最终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技术优势,以及削弱其目前的网络中心战优势。据加特纳集团所属研究机构的报告称,美国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外包的开支将从2003年的18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260亿美元,这其中约有一半的工作将转移至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

  国防类合同在美国政府的外包活动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这一比例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政府非国防部门的相关比例的增长速度。虽然外包最初的动机一直是出于削减成本的考虑,但新的趋势是高层次的研发工作由海外部门完成。例如,在1998年,英特尔、微软及其他主要IT企业在北京和亚洲其他国家开始设立研发机构。据报道,微软在其亚洲研发机构内拥有200名博士学位获得者和170名研究人员。

  技术转移现象也同样发生在支持网络中心战的高技术装备的制造方面。例如,在美国导弹、制导炮弹和制导炸弹上使用的热电池中,大约仅有20%是由美国国内厂商提供,而80%由国外厂商提供。红外夜视装置使美军在军事行动中拥有巨大优势,而这种装备的制造几乎全部依靠国外提供材料和零部件。

  不对称威胁

  “不对称”通常用于描述由实力较弱和装备较差的敌方,在了解实力较强的对手的弱点之后发动的攻击。

  非对称对抗措施可能包括敌方实施的绕过网络中心战传感器,或是抵消高技术武器效用的行动,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将军队与作为“盾牌”的民众混杂在一起;采用非常规战法的战士和近距狙击手在集中攻击后迅速化整为零;使用“脏弹”等爆炸装置传播放射性物质;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

  在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人员中,有一些接受过良好的高技术教育,他们可能在针对网络中心战基础设施的袭击行动中,拥有如何实施非对称攻击的知识。例如,哈里德·穆罕默德因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在2003年被捕,据报道他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的一所大学学习物理学。爱达荷大学的一名学生最近因涉嫌与恐怖分子有染而被捕,被捕时他正在攻读网络安全方面的博士学位。据报告,参与“9·11”恐怖袭击的几名恐怖分子也拥有技术学位。

  对网络中心战系统发动不对称攻击时,可能使用的技术包括:用于干扰卫星信号的定向能装置;在理论上可从远距离外烧毁计算机电路的定向能装置;预先植入计算机的用于破坏复杂武器控制系统的密码。

  针对军用计算机的网络攻击

  美军已采取措施封闭通向军用非保密互联网和民用互联网的一些通信端口。然而,在2003年10月,由一些民间黑客发起的攻击迫使军用非保密互联网暂时关闭。其他黑客也通过民用互联网成功地渗入军用计算机系统并造成了巨大破坏,并迫使部分军用计算机网络暂时关闭。

  美军是否应在坦克、飞机和其他先进装备的指挥、控制和通信功能组件上,使用总体上属于“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计算机软件,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论。颇为流行的Linux操作系统就属于此例。它是一种“开放源代码”软件,由世界范围内的程序员在共享源代码的基础上不断为其提供新的功能。 

  一些专家确信,开放源代码软件违反了安全原则,并可能被敌方用来秘密植入“特洛伊木马”代码,使复杂的国防系统处于失能状态。其他一些计算机专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Linux软件的性能受到了全球电脑程序员的公开评估,它所具备的安全性无法被某个外国机构轻易利用。

  最近一项研究认为,美军目前使用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其结论是,开放源代码软件对于美军的信息安全至关重要。部分原因在于,美军使用的许多信息安全工具是基于开放源代码研制的,而基于封闭式源代码的软件无法提供同样有效的产品。该研究还认为,如果放弃运用开放源代码软件,美军的网络服务和软件研发工作将受到破坏。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对网页设计和软件研发而言至关重要的工具都以开放源代码为基础。

  据报道,美国海军的专家认为,“软件破坏”只有通过运用“高保险性”软件才能避免。由于要开发附加的严密检测和验证程序,因此“高保险性”软件将比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成本高得多。

  过度依赖数据的风险

  信息时代战争的“路径依赖”性正在不断增强,这意味着战争初期较小的变化都将导致后果的巨大差异。虽然一些实践经验已表明,网络化可能会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增强作战优势,但另外一些实践经验也表明,对信息系统的依赖有时也会导致事先无法预计的后果。

  1999年,美国陆军在运用更好的战场视觉观察设备进行大规模实验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即在这种情况下的弹药消耗量相当于预计消耗量的五倍。参加试验的陆军部队未能集中火力攻击关键目标,而把攻击重点置于它们当时所能发现的目标上。由于事先未能预料到如此大的炮弹需求量,因此导致了后勤供应难以为继。更多的信息未能确保更好的决策,而是显示了作战原则方面的缺陷。

  在此后进行的名为“网络中心战概念框架”的实验中,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炮弹的消耗速度比预计要快得多,这可能是因为更多的信息导致了目标更多的作战环境。上述观察表明,对后勤保障可能会有更大的需求。

  一些分析人士确信,重要的军事决策不可能总是基于以信息为基础的理性分析。他们认为,美军各军种、国家安全和情报部门并没有完全研究和掌握数据依赖型军事原则可能产生的风险:

  信息流可能在提高作战成效的同时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发展趋势。信息与信息分析的量变可能导致个人和组织行为的质变,而这种质变有时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对复杂信息系统的依赖可能导致作战管理上的过分自信;

  对数据的不同分析性解释可能导致指挥官之间出现不同见解,即谁最适合解释作战情况并采取相应行动;

  信息丰富和战机较多的作战环境有可能扭曲信息的价值,导致重新确定任务目标,从而增大了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的可能性。(完)(美)兰德公司报告 张宏飞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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