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摘自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孙子兵学大典》，授权《舰船知识网络版》使用。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在高度重视智力因素的知识经济逐步成为主导经济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也强调科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国际间的实力较量已从过去侧重军事力量的较量，让位于经济力量的竞争，特别表现为科技实力的竞争。据国外的统计，上世纪末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60%-80%取决于科技成果的应用。日本在分析本国经济高速增长时认为，从投资、劳动和科学技术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看，科学技术的因素占65%-70%。美国学者也认为，过去美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归因于技术，而未来更是要百倍提高劳动生产率。治学如治兵，《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同样是指导科学技术工作的法宝，可以在诸如科研定向、计划选题、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借鉴与应用，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如虎添翼。

　　一 未战而庙算者胜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计篇》)这句话意思是说，未打仗之前就预计能够获取胜利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获胜的条件多；未打仗之前就预计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获胜条件少。筹划周密，条件充分就能取胜；筹划不周密，条件不足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作任何筹划，没有任何胜利条件呢？

　　孙子认为，"未战而庙算"对战争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庙算"筹划得好，能胜敌；"庙算"得不好或根本不去"庙算"，则绝无胜敌的希望。孙子在《九地篇》申明"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强调作战大计一定要反复计议，"庙算"正确后才能进行战争。也就是说，一定要进行正确的决策，有了明确的目标，条件具备方可行动。科学技术决策关系到大至国家小至一个部门的方向与成败，也必须认真地进行"庙算".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当时一个经济极贫困，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国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人均产值名列世界前茅，创造了令世人感到惊奇和不解的奇迹，其中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就在其战略思想和战略决策的超前和正确。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采纳东京大学教授有泽广己提出的"倾斜式生产方式"理论，推行使整个经济回升的战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确立了"贸易立国"，实施了"企业合理化政策"和"海外经营战略". 80年代又以"科技兴国，技术兴企"为其国家战略。由于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日本国情的战略决策，到1983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便跃居世界第一位。对此，世界各国的学者、企业家都在探寻日本经济腾飞的秘诀，而日本著名企业家盛田昭夫讲道："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无诀窍和秘密可言，而是靠作出一系列成功的决策。"我国在科技领域，由于正确地实施了"863"计划，经过十几年的攻关，在生物、信息、航天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正确决策的结果。

　　一个正确的战略决策，可以兴国、兴企；反之也足以衰国、败企。由于盲目决策而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在国内外也不鲜见。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由于决策者缺乏科学态度和周密的调查研究，违反科学规律，在工业上大搞小土群炼钢，造成劳民伤财；在农业上，大搞深翻地，"放卫星"，使粮食减产，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某些政策失误，可以修改设法挽回，而重大的科技项目的决策失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世界闻名的埃及阿斯旺大水坝，因其规模宏大而引起世人的瞩目，也因设计上的失误造成隐患而成为科技界的警钟。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科学家帮助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坝。设计预想大坝建成后，在埃及国民经济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那里的土地将被开垦成肥沃的良田，全年都能种上庄稼；十二组发电机将为工业提供强大的动力，增加能源，并预计大坝投资将在两年内收回。然而大坝设计初期，在项目论证过程中，由于苏联专家没有广泛听取熟悉当地地质情况的埃及专家的意见，特别是没有听取埃及科学家艾哈默德的反对意见，结果水坝建成后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水坝的建设严重地破坏了水资源体系，大坝拦截的水量很少，设计时对于湖水的蒸发量估计不足，因此纳赛尔湖未能按原计划在1970年灌满。对于湖底的渗漏也估计不足，渗漏造成埃及大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倒流。地下水流失于沙漠，却无补充的水源。蒸发、渗漏和地下水倒流，使纳赛尔湖的总失水量相当于建坝前自尼罗河向地中海的全年流量。建坝前尼罗河泛滥带来的淤泥，给泛滥波及区带来植被所需求的养分，使土地保持肥沃；而建坝后这些淤泥没有了，土地肥力连年下降，农民不得不施用高价化肥，其费用每年高达1亿美元，相当于建坝前的十倍。建坝前一年一度的泛滥冲洗土壤表层的盐分，使农田不碱化，建坝后这种冲洗作用消失了，盐碱化的农田一年比一年多，可耕种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减少。由于得不到尼罗河供给的营养，东部地中海的鱼类濒临灭绝。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大坝的建成导致蜗牛大量繁殖，使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的血吸虫病得以流行。阿斯旺大坝的教训告诫人们：重大科技决策的失误，贻害无穷，只有进行缜密的"庙算"，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到充分的论证，才能防患于未然。

　　二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谋攻篇》)这句话意思是说，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经历上百次战斗也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但了解自己，或许会胜利，或许会失败；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次用兵都会遇到危险。

　　孙子重知，重先知，反对不知的思想，体现了他对信息情报的高度重视，他把"知"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同样，对于进行科学研究，也必须体察"彼""己", 作到知彼知己，方能作出正确的决策，搞好工作。现代科技中的所谓"彼"，包括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周围环境的各种要素，以及科技成果在社会各方面所引起的反响。就一个具体科研项目而言，所谓"彼"，除本项目组以外的同类研究的已有成果，其他单位研究进展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国外学术动态等。还包括与本研究有关的社会条件，研究成果对社会的价值，研究条件是否具备等。所谓"己"，主要指课题组自身的实力和课题运作情况、阶段性成果等，即对内部自我情况的掌握。制定科技规划、计划和确定主攻方向，要知彼知己，未战先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把握正确的方向；否则，就会脱离实际而迷失方向，从而也就失去了科研的价值。例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在20世纪40年代准备出国深造物理学，启程前他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未下定决心，而是在实验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之间徘徊。在赴美的船上，杨振宁研究了大量材料，并结合自己的特点、专长，分析了当时国际物理学发展的动态，据此选择了理论物理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下定决心在理论物理研究中作出成绩。后来的实践证明，杨振宁的选择既合乎当时的客观情况，又适合自己的专业特长，经过不懈的努力，为他在理论物理学方面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的时代是信息的时代，信息被称为"世界经济的生命线"，信息的广泛搜集和利用，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各项科技活动中，小至一个项目组，大至全社会的科技规划，要做到"知彼知己"，只有正确地搜集信息，科学地处理信息，才能把握科技工作的正确方向，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从而不断地向"百战不殆"的目标前进；否则就会给科研工作造成重大损失。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推广双轮双铧犁所造成的失误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由于在推广此项技术前，没有对各地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没有掌握各方面的信息，而只是简单地去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600万部"的指标。然而在推广过程中，由于这种犁需要钢材制造，而当时国内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钢材，于是只好降低指标。特别是当时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适合在南方水田和北方缺乏畜力的地区使用的实际情况，结果这年秋天已生产出的170多万部双轮双铧犁，只销出了80万部，而售出的这80万部双铧犁，退回的就有15万部，其余的很大一部分也无法使用，挂在农民家里和生产队的墙上，成了"挂犁"。后经中央发现，及时纠正了这个科技推广项目，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可见，"知彼知己"，掌握信息，了解情况对于科技工作是何等的重要。

　　三 因敌变化而取胜

　　孙子曰："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虚实篇》)这句话意思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没有固定的形状一样。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获胜，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孙子在同篇还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用兵的规律就如同五行、四季、日、月等自然现象一样，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他说："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意思是说，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哪一个固定独胜；春夏秋冬四季依次更替，没有哪个季节是固定不变的；白天有短有长，月亮有缺有圆。就是说，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

　　军事上用兵作战，依据敌情变化而灵活机动地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随时调整作战部署，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统兵作战需遵循因敌制胜法则，科技工作更需如此。已制定的科技攻关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很可能出现新的科学方法，有了新的设备，于是可利用新条件，提高或超额完成原订计划指标。在工业科技开发中，尤其是应用性较强的技术项目，更应随着有关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原有的方案。例如，东北制药集团研究所，在技改中原计划引进模式识别技术以做优化设计，但在开始运作时发现均匀设计法用于制药试验的效果比模式识别更好。于是，他们果断修改原设计方案，不用模式识别技术而改用均匀设计，并很快研制、改进了头孢拉定等十二个品种新药，投入生产后创利达百万元，收到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科研课题需依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对于科研人员及时调整个人的研究方向更是必要的。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是不少学科、课题原本是没有的，是由研究者发现和新创建的，而在这些研究者创建新学科、新专业之前，他本人大都是别的学科、别的专业的专家。例如，大陆漂移说的创始人魏格纳，原本是一位有名的气象学家，在长期观察世界地图的过程中，他发现南非和南美大陆有着某些相似点，从而导致大陆漂移说的产生，并为后来的发现考证所验证。而在一个较大的行业内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调整研究课题，在科技领域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我国著名农学家杨守仁教授，50年代初在美国研究的方向是田间试验生物统计，写出了有创见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专长，不再搞生物统计而转搞作物栽培的研究和教学，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很有名气，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中惟一的一位从事栽培学研究的学者，被誉为"中国作物栽培第一家".

　　但是，也有一些专业造诣很深的学人，由于不能"因敌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抱残守缺，虽然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但在学术上却很少建树。被誉为"财界总理"的日本著名企业家土光敏夫曾说："世界上的事物，一直都是有变化的，但现在的变动，比起过去来有许多质的飞跃。因此，人们不能停滞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之上。……如果说过去的变化级数是算术级数的话，那么，可以说现在是几何级数了。重要的是，要具有把握这种变化的时机感和预见性。"企业善变就兴，不变则亡，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样，科技研究无常形，只有那些既能执著追求，又能因应变化的科技工作者，才能把握科学研究的主动权。

　　四 避实而击虚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虚实篇》)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兵规律如同流水，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进攻其虚弱的地方。水因地势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用兵根据敌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

　　虚实无处不在，表现在军事上是对方的强弱环节，力量不足之处。在科研工作中，也处处有强弱、虚实这一范畴。例如，农业新品种的繁育，必须注意生产需要的"实"与"虚"的问题。有些品种在刚育成的时候，可能在社会上独占市场，如解放初期陕西赵洪璋院士育成的"马一号"冬小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原农村市场。但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就不占统治地位，而最后被其他良种所代替。所以，在科研项目的选择上要尽量避开强大的对手而开发不被人重视的潜在市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北一些地区由于对玉米良种市场过于保守，曾出现次年春播时种子供应短缺的情况。由于没有看到种子短缺这种人为的虚假现象，到第二年不少科研单位就一起上马，大量繁育，结果出现市场饱和，造成积压，损失巨大。这个例子说明，科技研究选题立项，应从实际出发，避开社会饱和之"实"，进击社会急需之"虚"，只有这样才能无往而不胜。瑞士是世界制表王国，长期以来统治世界钟表市场，而首先向"制表王国"发起挑战的日本人，以方便经济的石英表，避开瑞士机械表之长，迅速占据了钟表市场的半壁河山。对此，瑞士制表商并没有盲目步日本石英表的后尘与日本竞争，而是清醒地比较了机械表与石英表的优劣、利弊，在巩固机械表优点之实的基础上，嫁接、改造石英表的制作工艺，又在石英表的设计、装潢上精雕细刻，经过如此一番打造，使瑞士表"高档、精良、美观"的特点进一步得到发扬，不仅仍然垄断着机械表的市场，而且在石英表的制造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从而保住了瑞士"钟表王国"的桂冠不落他家。日本和瑞士钟表之争，都因各自善于运用避实击虚的思想而各得其所。

　　在科研工作中，应避开竞争对手长处之实。也就是说，对于某些项目，经过一定实践，证明本人或本项目组不能胜任，即感到实力不够，就应及时改攻其他项目。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很多的，理科方面尤其突出。例如，不少人选择了"哥德巴赫猜想"作为自己终生研究的课题，但没有考虑这一研究领域大家云集，像国内就有罗华庚、王元、陈景润等大家，何实何虚，不言自明。但有些研究者不识虚实，以很一般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去研究这个世界性数学难题，用力数载写出的论文与问题全不沾边，以致一些数学家看后说：连初等数学都不行，请不要浪费青春了，应尽快去搞别的工作。由于这些人水平太差，又固执己见，一生钻难题，毫无意义，流了一辈子汗，其结果收效甚微。当然，也不是说世界性难题就都不去搞了，对那些学有所长，确有实力者，则应鼓励他们去钻研。

　　五 以迂为直

　　孙子曰："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篇》)这句话意思是说，两军争夺制胜时，最难的是如何通过迂远曲折的途径，达到近直的目的，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因此，要故意走迂远的道路，用小利引诱敌人使其上当。如此，就能做到晚于敌人出发而先于敌人到达目的地，这就叫懂得以迂为直的计谋。

　　在军事战略上，"直"往往是最难达到的，因为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此，成了实际上的"迂"；而"迂"看似缓慢，然而避实击虚，成了实际上的"直", "迂"与"直"往往会发生转化。孙子这一辩证思想对科研活动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技术开发的最终成果是创造出新产品与新工艺，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说来，技术开发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品工艺开发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属于探索性的研究，目的在于发现新的科学知识和规律，一般是针对长期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其成果既扩大了科学理论领域，又为开发新技术和研制新产品提供理论依据。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继续，目的在于将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解决带有方向性的生产技术发展问题，其成果可直接用于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产品工艺开发则是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基础，研制、创造新产品、新工艺的科研活动。科研单位应视自己的专业、能力，分别把技术开发的重点定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工艺开发的某一阶段；同时，前两个阶段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耗费巨额的费用，即使如此，能否一定出成果也是一个未知数。例如，激光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提出，世界上许多科研单位随之进行应用研究，但过了30多年，有重大工业应用价值的成果仍寥若晨星。一般而言，在所有希望从应用研究进入产品工艺开发阶段的新颖设想中，只有20%能最终成为产品投入市场或成为工艺得到应用。而在这20%的成功设想中，真正能获得市场效益的，又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科研单位从事技术开发，便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科研单位直接进行技术开发看作为"直"，而将引进先进技术，吸取他人的科研成果，用较少的投资和较短的时间，获取科研成果看作为"迂"。从中便不难看出，迂直之计，后发先至，不失为科技开发的良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得以能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引进先进技术密切相关。据报道，自1950年至1975年，日本共引进技术二十六万项，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从国外买回技术，而自己制造设备，仅花费五十八亿美元。据推算，如果日本自己研究这些技术，不仅要花费四倍的时间，而且需要几十倍的科研经费。日本"以迂为直"，实现了经济跳跃式发展。

　　美国的康帕克计算机公司个人计算机销售额达到12亿美元。1991年，它又以销售额36亿美元列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中的379位。康帕克公司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经济分析专家彼德·德鲁克指出："康帕克公司成功的原因在于懂得模仿，而且找对了对象。"康帕克公司模仿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当今世界计算机业的霸主IBM公司。可以说IBM公司每项推出的新产品，都是当时新技术的成果，代表着计算机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康帕克公司正是看中这一点，才把目光瞄准了它。当IBM公司推出个人电脑后，康帕克公司马上模仿，推出功能相同，甚至连外形都酷似的产品。当IBM公司推出手提计算机后，康帕克公司也很快加以仿制，在市场上推出相同的产品，仅第一年，该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一亿一千万美元。康帕克公司在经营上能够"后发先至"，获得成功，在于它制定了适合于该公司的"以迂为直"的技术开发策略。

　　六 合于利而动

　　孙子曰："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九地篇》)又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火攻篇》)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用兵作战，对己方有利就行动，不利就停止。其基本精神是有利战争胜利方用兵，不利制胜不行动，这是运筹决策谋略的着眼点，关系到战争胜败的问题。

　　在科技工作中也有利害得失，即科技项目的经济效益问题。经济效益是经济活动中劳动耗费(或劳动占用)与劳动成果之比，也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用同样多的投入所取得的产出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好。当然，所产出的产品或劳务能符合社会需要才有意义；否则产出越多，浪费劳动和资耗就越多，则无经济效益可言。因此，在科研活动中要把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作为规划和计划的前提，应杜绝那种搞花架子或徒劳无益的科研项目。

　　在处理科研效益问题上，首先应着重处理好微观与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因为考虑的范围不同，效益不一样，计划项目也不一样。有些研制项目，比如软件研制，一般应从宏观市场需要考虑，因为软件更新快，运输销售快捷。有些科研项目的研制、中试和推广，就要考虑一定的范围。比如研制大型的矿山机械，就应考虑就近就便的问题，以使产品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还要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效益的关系。因为有些科研项目周期长，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就可能失去有价值的科研项目。例如，国家基础研究的十二个重大项目中，有一个"未来五十年我国生态环境预测研究"。该项目是长远的研究课题，成果要在几十年后才能看到；同样，一些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其效益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这些研究关系到该学科今后的发展，也必须从长远的利益考虑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研究。

　　最重要的是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有些科研项目开始计划时，考虑到它同市场需要关系密切，下大力气研究，但在研制过程中市场已发生变化，研制的产品已无市场前景，就应及时停止该项目的研究，调整科研计划；否则，不仅无经济效益可言，还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美国赫赫有名的王安公司破产就说明了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王安公司曾是美国电脑业的"骄子"，至今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许多重要的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个美国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里仍可看到大写英文字母"WANG"商标的电脑终端设备。由华人王安博士创办的这家公司，在1965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台式计算机，不久便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美国市场。十年后又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可以直接在荧光屏上随意编辑文稿和存储、检索文稿的文字处理机，实现了计算机技术的"一次革命"，到了80年代其产品成了美国市场的统治者。而在这个时期，IBM公司推出了个人电脑，由于这种电脑价格便宜，使用方便，功能强，更受消费者欢迎，不久就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然而，王安公司却没有把握电脑技术的变化趋势，仍继续坚持研制带终端识看的微型电脑文字处理系统，而且又采用了封闭式软件，用户无法根据需要修改或更换软件，这对于软件品种越来越多，人们选择余地越来越大的市场，显然是不利的。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加之经营不善，公司开始出现亏损，债务急剧增加。但是，此时王安公司没有"合于利而动"，制定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新战略，仍然把重点放在研制小型文字处理系统上，以期挽回颓势。然而，由于当时美国经济不景气，计算机市场又出现了饱和现象，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本来就已困难重重的王安公司，不得不于1992年8月宣布破产。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社会，只有不断适应发展变化，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适应市场需求，才能使科技产品保持竞争力；否则，产品与市场脱节，再好的科研项目也不会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

　　七 并敌一向

　　孙子曰："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九地篇》)这句话意思是说，用兵作战，在于审慎考察辨明敌人的意图，然后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便能长驱千里擒敌杀将，这就是所谓巧妙的谋略能成大事。

　　孙子所说顺详敌意的目的，就是为了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找到敌人薄弱的环节，选准突破口，只要集中优势兵力进攻，就能歼敌制胜。集中兵力是军事战略的重要原则，也是科技工作的重要原则。"并敌一向"要处理好"一向"和"并敌"的关系。首先要选定"一向"，即找准主攻方向，选准突破口。如果抛开这个前提，那么无论怎样集中兵力，也只能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最后难免一败涂地。科学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是一个万人的大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该厂也迅速转产，并提出了"村自为战"的口号。不顾本厂设备、技术等条件，开始设计生产摩托车、洗衣机、抽油烟机以至桌椅、斧头等小商品。由于没有选准目标，分散技术力量，结果造成产品大量积压，连续三年亏损，以致陷入了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境地。1984年，厂领导经过反思，认为应该围绕本厂的技术优势，逐步形成自己的主导产品，于是大胆承担了国家急需的重型车镗床的研制任务。厂领导与科技人员奋战一年零三个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世界第二台新式车镗床，投入生产后成为该厂的拳头产品，使企业重新焕发出青春，走上了振兴之路。

　　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也有一个选择主攻方向的问题。起码在某一个阶段应有一个主要研究方面，选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开始时也可能选得不太准，但经过实践的修正，一旦选准目标，就不宜轻易变更，这样才能早出成果，多出成果。科学史上选准突破口和依据客观变化改变突破口的例子很多。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院士，年轻时根据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超过形象思维能力的特点，选择了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未选择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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