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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显然受到老子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反相成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得失、治乱、生死、劳佚、动静、迂直、攻守、进退、行止、速久、巧拙、远近、险易、内外、安危等等。同时，他将矛盾的双方联系起来考虑，强调他们的相互依存及对立转化的条件。如“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九变》)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作战篇》)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强弱，形也” (《势篇》)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生而后生” (《九地篇》)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虚实篇》) 。不同于老子，孙子的辩证法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他教人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虚实篇》)其方法是“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同上)用“利”诱之，以“害”逼之，调动敌人，从而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就辩证法思想本身来说，张文穆认为，老子是看到矛盾而逃避矛盾，孔子是看到矛盾而调和矛盾，孙子则是看到矛盾而动手解决矛盾。三个人从同一前提出发，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成为消极、折中、积极三派的开山(《孙子解故》，张文穆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不同的辩证思想运用于处理政治关系上就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方法，孔子“调和矛盾”的态度使其推崇“中庸之道”，而老子对矛盾的逃避使其选择了“无为而治”. 孙子虽偏重于论述军事，但他同样将政治置于首位。他研究军事的出发点是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实现“安国保民”的政治价值。所以，《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贯穿通篇的却是“慎战”的主线。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战争是“死生大事”，战争对人民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所以能以政治手段解决的，孙子主张用政治手段，而战争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危不动”。但孙子看到当时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对待矛盾的态度使他不主张战争，但也不逃避战争，而是正视它，探讨它的规律，研究取胜之道。贯穿他的研究的则是这一唯物辩证的政治思维逻辑。

　　五、 全胜与政治艺术

　　就政治层面来说，宋襄公的仁义是政治规范，所以《公羊传》赞其有宁愿亡国不愿失其“仁义”大礼的文王之风。其实“仁”也是《孙子兵法》的一个内在核心，只不过宋襄公是将政治与军事混同起来，而孙子抛弃了宋襄公食谷不化的“仁义”战法，将“仁”作为一种战略指导思想而不是战术原则。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这种“仁战”思想的体现，表现为“全胜”战略。孙子认为战争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下策才是“伐兵”、“攻城”。而用兵并不以追求“百战百胜”为最高目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强调以“全”为上，以破为下，以“不战”为善之善者。“不战而胜”，既能使己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能尽可能地保全对方，使胜利果实更为牢固，使战争带来的灾难降为最小，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这是一种“全胜”，是以“仁爱”为指导的战争观的体现。

　　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全胜”战略用于中国古代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法家眼中，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利害，而不是仁义。他们给君主提供了一大套驭臣之术，反过来也就不可避免地为臣弄君提供了手段。术，当然属于政治技巧，但法家将术从仁爱的脉脉温纱中剥离出来，呈现为赤裸裸的相互间的阴谋诡计，用于政治统治显然不如儒家的政治统治艺术高明。儒家倡导“仁政”, “仁”本身并非目的，而首先是对“礼”的认同。“仁义”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一种统治方法，在“礼”的规范下施行“仁政”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统治艺术，它使人们自觉地认同“礼”，认同统治秩序，给严酷的阶级统治增添了一定的和谐气氛。这就是儒家能获得官方正统学说地位的关键。在封建制下的政治实践中，仁义道德往往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对封建君主来说是有效的，达到了低成本的“全胜”。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懂得施仁政以求国泰民安的政治统治艺术。中国封建统治时期，少有的几个“明君盛世”其实就是帝王较好地实行了“仁政”的全胜统治术，这种“盛世”在给予人民较多的实际利益的同时，也就更好地维持了封建统治秩序。反之，如桀纣、隋炀帝等的残暴最终都带来了自身的灭亡。

　　这种“全胜”思想用于现代政治同样是有效的。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美国获得苏联在古巴布署了导弹的确凿证据后，大为恼火的美国采取了一个强硬但又不太过激的措施--封锁古巴。在正式实行封锁政策之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人向46个盟国使节、拉美国家驻美大使通报了情况。国务卿则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同时通报北约领导人，要求召开安理会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问题”。在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美国才开始正式实行封锁政策，当然美国当时把这一封锁政策称之为“隔离”。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80艘舰艇，封锁进入古巴的船只，同时派B-52轰炸机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装甲师整装待命，并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最后，苏联迫于压力退让了，撤除了在古巴的导弹，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被避免了。美国虽然冒着发生核战的风险，但正确的策略方法使其成为当然的“全胜”赢家。从军事方面来说，美国利用了自己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从政治方面来说，美国采取了“伐谋”、“伐交”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在道义上尽可能取得最大的国际支持，同时配合强势的军事行动，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胜利。

　　六、 “诡道”与政治艺术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计篇)这种诡道运用于战争，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给敌人造成错觉和失误，使其不知就里，从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战胜敌人。1704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就利用了这种虚虚实实的诡道之术赢得了胜利。当时，彼得大帝与军事强国瑞典争霸。瑞典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一度取得压倒性的战场优势，俄国臣民一片混乱，而彼得大帝却十分冷静。他深入分析敌人的心理特点，认为瑞典人一向做事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缺乏果敢精神、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彼得决心利用瑞典人的这一弱点，他不动声色地派遣出大批紧急信使奔赴各地，这些信使携带着他的亲笔命令，命令要求各地的指挥官立刻派大批援军前来增援。当然这些援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有的也远在天涯，远水救不了近火，许多送命令的信使故意糊里糊涂地乱走，有意暴露身份，自然有的就被瑞典人俘虏了。瑞典人得到了信件，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俄国人隐瞒了真实的军事实力，他们的实际兵力比瑞典人预计的大得多，俄国人之所以不加顽强抵抗而让瑞典人占领沿海地带，是因为他们有着更深远的阴谋。瑞典司令官吓出了一身冷汗，十分庆幸自己及时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于是立刻下令撤退。

　　这种“诡道”应用于政治就是高明的政治艺术。如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即采取了“示人以伪”的方法取得了皇位。高洋是东魏大丞相的次子，其兄高澄继任父位时，极为嚣张，十分看不起“愚钝憨直”的高洋，常对弟弟恣意嘲弄，而高洋都佯作不知。众人也都认为高洋难成大器，就连高澄暴亡时，高洋也不动声色，不示声张，只是修明政治，暗作准备。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等十分心喜，认为高澄死了，高洋不足为虑。而高洋待时机成熟时，突然领军兵临城下，逼孝静帝退位，就此作了北京的开国皇帝。在这次成功的“政变”之中，高洋就是运用了“能而示之不能”的“诡道”之术，伪装自己，麻痹对方，等待时机，一举夺得皇位。

　　七、 立威与政治艺术

　　《孙子兵法》强调将帅管理部队要树立威信，这也是与政治权威艺术相通的。孙子在《九地篇》中说：“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即因形势所迫，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全军携手如一人。在《行军篇》中则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战士未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会不服从，反之，已亲附却不执行惩罚，就不能使用。所以要用政治教导战士，就必然能取得(战士的信赖)。平素严格法纪、教育战士，他们就服从，反之，他们就不服从。命令能一贯得到严格执行，是由于将与兵互相信任、关系融洽的缘故。这里强调了对士兵既不可用威过早，又不可过于“溺爱”，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要教育与实施军纪相结合，以达到以威领军的目的。

　　这种对树立威信的强调以及树立威信的方法，也是政治权威艺术中的基本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说，政治艺术就是运用权威的艺术，权威的运用当然首先必须要树立权威。政治权威的确立来源于权力的强制，更来自于自觉的服从。所谓“自觉服从”必须有赖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政治权威包括公共权威和个人权威，即国家、政府、组织的权威和政治人物的个人权威。依韦伯的划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可以分为传统型、领袖魅力型及法理型。但不论哪一种类型，政治领袖进行有效的领导都必须与将军一样获得高度的权威，不同的只在于权威获取的方法及政治系统运转依赖政治领袖权威的程度。在君权神授时代，君主是国家机构的代表，君主个人与国家机构没有分离，君主即国家，国家是君主的国家，公共权威与个人权威成为一体。神化君主也就同时神化了公共权威，这种神化通过“教”与“罚”相结合而得以实施。通过“教”使民相信君权来自神授，通过“罚”使民畏惧。当然，公共权威还有赖于制度的合理性，有赖于机构利于人民获取利益。而个人权威则更与其他各种因素如个人品质、能力等等相关，但“令素行以教其民”显然是政治人物树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希罗多德记录了台奥塞斯如何通过树立权威而成为米底人国王的。米底人当时散居在基本没有法律制度的村庄中，台奥塞斯首先设法使自己在本村中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他主要是通过在村民的争端中主持正义而做到了这一点。随着他名声的传播，台奥塞斯成为米底人惟一的仲裁人。然而，此时他宣布不干了，因为仲裁事务影响了他自己的事情。于是，人们就把国王的称号给了他，让他可以专事“主持正义”。而他一旦成为国王，他就开始要求有宫殿，规定了一大套繁琐礼仪，建立了制度，以使自己与过去的同伴分开，并对一切违反规定的人进行惩罚，如此，他获得了“神圣国王”所需要的权威，这一权威使他能够以专制的方式统治米底人。台奥塞斯平时的仲裁其实是一个教育民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正义”观宣扬出去，使人们相信他是惟一真正懂得正义的人。在获得国王称号之后，他又通过一套礼仪神化自己，然后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制度规范，惩罚一切不服从的人，从而建立了国王的权威，也建立了与国王相联的公共权威。

　　八、 庙算与政治艺术

　　所谓庙算，就是一种运筹决策。孙子特别强调了军事决策之前对信息的掌握，对全局的把握。“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计篇》) “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军争篇》)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知”的重要，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地形篇》) 。这一对信息的掌握了解，对全局的把握分析能力，决策之前的“知彼知己”显然既是政治决策科学也是政治决策艺术中一个基本要求。张良所具有的“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的本领，就来源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充分掌握，而不是依靠一部兵书或神秘的天启。由于政治的全局性，事前的调查研究对于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十分重要。穆罕默德·哈塔米，是伊朗自1979年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以来的第五任总统。1997年8月，哈塔米正式接替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任伊朗总统。哈塔米执政伊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伊朗的经济恢复活力，从而解决伊朗高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以及出口不景气的问题。哈塔米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工业投资不足以及非石油产品出口不景气。本来，伊朗的地毯和开心果是伊朗出口的主要产品，为伊朗提供过大量的外汇，但自从政府对货币兑换规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之后，非石油部门的这两大支柱产品的出口都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哈塔米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工业出口，放宽对出口商品的限制条件。尽管企业界许多人士仍然鼓吹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说是伊朗的石油蕴藏量至少还可以使用70年。但哈塔米不为所动，建议修改法律，鼓励非石油产品的出口，以便把大量的游资吸引到本国工业中来，并保证要采取步骤加强货币的稳定。由于哈塔米决策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有力地改善了伊朗的经济状况。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中国方面也是在事前对“联合国军”各国的心态、“联合国军”内部的矛盾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从而制定出了每一阶段的可行的谈判方案，同时配合政治宣传和军事手段，逼敌就范，最终获得了谈判的成功。

　　九、 用人与政治艺术

　　孙子对将领予以高度的重视，以至有人批评他过于强调了将的重要，其实这是对孙子的误解。“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军事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意义更加突出，而将对于军事行为的作用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孙子从这个意义上强调“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因此，孙子特别重视对将的任用。首先，他提出了将的标准，即“智、信、仁、勇、严”五德，只有符合“五德”才能成为一个能干的将领。政治上用人同样有一个标准问题，只是更加复杂而已，比如用人是“德”为先还是“才”为先就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三国时以曹操为代表的名法家就公开倡导“才”第一，这与当时三国的竞争局势有关，在三国相争中，人才是至为重要的，所以曹操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极力地网罗人才。但更多时候，统治者更强调“德”、“忠”，只是这种德、忠的辨别往往会因人而异。所谓忠奸难辨，但忠往往是封建君主用人的第一标准；其次，根据军事的规律，孙子对君主使用将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受命于君”但却“君命有所不受”,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就要求君主在用将时，必须充分地相信将领，给他们充分的军事权，不要任意干预。其实政治的用人艺术也是同一道理。如慎到就提出君无事臣有事的用人艺术：“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他认为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行事。这一思想在后世法家和在许多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发挥。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做到事事亲为，应当充分地信任部属，给予部属充分的职权，发挥他们每一个人的才能，这才是高明的用人之道。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一位最佳领导者，是一位知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守时，领导者要有自我约束力量，而不可插手干涉他们。”刘邦总结其成功时即认为自己得益于张良、萧何、韩信。张、萧、韩三人固然有着超常的才能，但关键的是刘邦能用他们的所长。能用人所长不仅要识人用长，更需要胸襟和魄力，即需要掌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治用人艺术。

　　战国时，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才能避免影响霸业的行为。管仲说：“不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贞观政要》，卷五)战国初，魏文侯命令乐羊出兵讨伐中山，因乐羊采用了围而不攻、寻找战机的战略，有人便对魏文侯说，乐羊之子乐舒在为中山国君做事，乐羊不攻城，意在保护其子。而中山国君也确以食其子逼乐羊退兵。乐羊不为所动，魏文侯则拒听谗言，反而一面派人安慰乐羊，一面为他新建住宅。乐舒终于死于中山国君之手，而乐羊也攻取了中山。当庆功宴上魏文侯赏给乐羊一个箱子时，乐羊以为不过是金银财宝，打开一看，方发现里面全是大臣告状的奏章。乐羊大为震动，说：“如果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不但破不了中山国，而且我乐羊也早就成了刀下鬼了。”后世名相张居正对此总结道：“欲用一人，必慎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既信而任之，如魏文侯用乐羊，虽谤书容箧，不为所动。”从中国历史看，能用人不疑，成就大业者，其例甚多，如齐桓公用管仲，燕昭王用乐毅，刘备用孔明等。周恩来也曾经指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7页)

　　十、 赏罚与政治艺术

　　孙子十分重视赏罚。他说：“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 (《作战篇》)指出要使士兵勇敢作战，就要激励部队的士气；要使军队夺取敌人的物资，就要用财物作奖励。他还具体明确规定，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要奖励首先夺得战车的人。为了表示重视间谍的作用，还主张“赏莫厚于间”。在《火攻篇》中孙子又强调要及时赏功：“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指出如果不尽快地实行奖罚，就会带来灾害。这一道理在《司马法·天子之义》中也得到阐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用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及时进行奖赏，是为了使人很快得到做事的益处；就地执行惩罚，是为了使人很快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孙子还在《行军篇》中说明如何应用赏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在军中强调赏罚的作用是很好理解的，难得的是孙子同时还提出了在非常情况下的特殊赏罚艺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九地篇》)这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重要。刘邦在与项羽争霸中之所以能取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很好地运用了赏罚用人的艺术。他超越常规提拔韩信为大将就显示了他的眼光与魄力。而项羽虽然力勇无比，似乎也体恤下属，但却既不能用人所长，又不舍得赏赐功臣。所以韩信说他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不足以成霸业。电视剧《康熙王朝》也展示了康熙在统治中对赏罚艺术的精彩使用。他启用姚启圣于马厩中，先对其不理不睬以惩其骄，后又当着群臣之面将先皇永不启用姚启圣的圣喻烧毁，擢升其为福建总督，彻底收伏了这个才华横溢却又桀骜不顺的汉臣，使其成为日后攻取台湾的关键人物。而康熙对于明珠的奖惩也同样巧妙，既惩罚他因骄傲导致的失败，又以其在最后时刻显示出对大清的忠诚及机智给他以相应的奖励而安抚之。这种对赏罚艺术的详熟掌握，使一大批才俊之士对其忠心不二。

　　十一、 虚实与政治艺术

　　从大的方面来讲，孙子的虚实其实也属于军事诡道，他所列的诡道十二法其实就是强调虚虚实实，使敌人不知所以。但孙子同时还强调了另一层含义的虚实，即“避实而就虚”，在行军作战中，强调对己对彼虚实的了解和应用，以自己的实，攻敌人的虚，而不暴露自己的虚。“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 (《虚实篇》)这种虚实是如此的高妙，以至于孙子嗟叹：“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虚实篇》)一旦达此境地，就能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在《虚实篇》最后，孙子以兵形象水作比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实，掌握了这种虚实运用之妙的“神”不仅能在军事中取胜，同样可以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取胜，取胜之道没有一定的规矩，关键的在于对己对人虚实的了解，对这种虚实的分析运用，能够“因地制宜”达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的成功的发展道路对此可以作一说明。新加坡独立之初是一个既无矿产资源又无技术优势、劳动力素质一时又很低下的岛国。他们详细地分析了自己的特点以及国际形势，没有人云亦云地盲目追求工业化的发展，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避实就虚的发展道路。根据国家的现实条件，他们避开大工业，重点放在树立国家、城市形象，吸引外资上。他们努力树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改造城市建设，建立花园城市，吸引了外资的大量涌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低成本高速发展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之路。

　　十二、 迂直与政治艺术

　　迂直是孙子提出的一个独特的以迂为直的军事战术思想。孙子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篇》)在特殊的情况下，表面上看来绕圈子的做法其实往往是更为有效的。如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就利用了这种迂直艺术。西门豹至邺时发现当地官吏与巫婆神汉勾结，利用邺城漳河每年河水的泛滥，欺骗百姓说是只有每年给河神送去美女方能免除水患。他们每年大搞“河神娶亲”活动，选美女，派粮款。西门豹不是直接地揭穿他们，而是装出信服的样子，说是到时要亲自参加河神的娶亲仪式，以示郑重。到了河神娶亲那天，西门豹带着武士来到河边，他先看过河神的“新娘”说是不好看，配不上河神，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对巫婆说：“麻烦你去告诉一下河神，等选个好看的姑娘，过两天再送去。”武士将巫婆投入水中后，西门豹盯着河水看了好一会不见动静，他就又将巫婆的三个大徒弟“派”下去催促一下。又等了一会，还不见动静，西门豹就又对旁边的几个官吏说：“巫婆、巫女都不会办事，劳驾你们几位辛苦一下吧。”几个官吏又被投入波涛汹涌的河中。过了一会，西门豹看看没有反映，转头向其他的官吏问道：“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见回来，你们谁再去催问一下？”那些官吏吓得叩头如捣蒜，西门豹却仍然一本正经地说：“可能河神太热情，留他们住下了，我们先回去吧。”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河神要娶亲的鬼话了。西门豹再发动老百姓修河开渠，消除了水患，邺城由此大治。同样，现代著名的“乒乓外交”也是以迂为直的政治艺术运用的佳话。

　　除以上所列举的之外，《孙子兵法》中尚有“以利动之”的利诱之术、“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心理战术、“以正合，以奇胜”的奇兵方略以及“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用兵法则等都同样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在对敌斗争的政治艺术中发现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政治艺术也给孙子提供了军事谋略思想，如我国古代的以德治国艺术、依法治国艺术、无为而治艺术等等都在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中有所体现，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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