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翁天成　本报特约记者　徐胜

　　一向神秘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10月18日正式对外公开了71份有关中国的绝密情报。这些情报从1948年开始，截止至1976年，较为完整地披露了美国对我解放战争末期至改革开放前这一独特历史时期的观察和研究成果。中情局在官方网站上把这批文件命名为“追踪巨龙”。

　　《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中情局有史以来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别情报文件汇编之一。由于其独家性、权威性、神秘性，更由于它们在当时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绝密文件公开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美国绝密情报写了什么

　　这批情报中有37份是以“国家情报评估”或“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形式出现的。按照中情局的说法，“国家情报评估”主要为美国最高决策者提供长远的战略分析，代表着美国情报界的最高研究成果，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

　　记者从中情局网站上阅读了这些解密情报，发现其内容涉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军力发展，特别是战略核武器的发展，中苏关系，中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台湾海峡危机过程中的意图和能力等各方面。

　　虽然中情局当时写这些报告时有许多意识形态的偏见，但这并没有使其对中国的观察有太大偏差，其中不乏准确的判断分析：

　　———解放战争。1948年7月，美国国会刚刚通过向蒋介石政权提供1.25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的援助法案，但美情报部门仍然顶住压力，做出了“国民党政府岌岌可危，随时会垮台”的准确预测。1948年12月，宋美龄出访美国要求更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时，美情报分析人员再次评估认为，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数月内将被解放军打垮。

　　———朝鲜战争。一份于1950年11月6日呈交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后，朝鲜战场的局势将会发生剧烈变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会出兵朝鲜。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军队能够阻挡联合国军的北上，甚至可能通过强有力的攻击迫使联合国军南撤。”

　　———中国政局。“稳定”是中情局对解放后中国政局的基本评估。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在1951年的一份编号为NIE-10的评估中，首次对新中国的政局做出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大陆的绝对统治在1949年之后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3年后的另一份报告将中国领导层描述为“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美国情报专家表示，这是美国情报界对中国最重要的判断。

　　———中国的核力量。1976年6月13日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维持可靠的小规模核力量，它的一系列导弹能够击中美国在亚洲的基地或盟国，它还拥有少量射程足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这支部队经得起第一次核打击。”

　　存在不少重大误判

　　不过，中情局关于中国的情报也存在不少的败笔。中情局对中国的首次核试验、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都存在重大误判，没有情报机构应有的“先见之明”。

　　———关于中苏关系。美国情报机构对中苏之间的分歧和最终关系破裂的反应很迟钝，直到1966年，在中苏边境冲突的前3年，中情局人员仍认为，中苏关系破裂是不可能的。

　　———关于中国首次核试验。1964年8月底的一份情报评估说，“尽管在罗布泊的试验场已准备就绪，但中国却不太可能拥有足够核材料。中国在年底前不可能完成核试验。”然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情局对华情报处于1966年才设立经济研究办公室，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由于缺乏统计数据或数据不准，他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估计只能是“笼统和暂时性的”。美国情报专家因此感慨道，“过去20年，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起飞’和重要的国际地位，难以想象当时中国是如何从这些评估所描写的疮痍满目的经济废墟中崛起的。”

　　中情局的情报来自何处

　　在同时期中情局200多份对华情报中，这批解密情报仅占1/3。另外，出于安全考虑，有一些内容被删节，因此，人们很难了解中情局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资料的。不过从报告本身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一是间谍卫星、侦察飞机等。美国在搜集中国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时更多依赖高科技手段。从1960年开始，中国核计划便成为中情局关注的重大问题，1962年到1974年间，中情局编写了13份此类情报评估，随着美国间谍卫星图像技术的发展，美国对中国核发展计划了解越来越多，以前大部分有关中国核计划的报告都被修改过。

　　第二，中国报纸的公开报道，这也是中情局了解中国的宝库。在解密情报中，一份题为“中共的政治问题和前景”的报告非常引人注目。这份文件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个意外结果是，许多内幕被刊登在中国报刊上。红卫兵与文革小组发表的攻击性言论透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中共早期文献资料。”

　　解密文件仍有现实针对性

　　对于这批解密的对华情报文件，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主任、在中情局从事情报分析工作长达24年的苏葆立认为，这些情报文件对当时美国高层制定对华政策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对现实问题也仍然有借鉴意义，朝鲜战争的历史可为分析当前朝核问题提供借鉴。

　　对于关心台海局势的人们来说，中情局在1958年和1959年对当时台湾海峡危机的研究报告，至今仍有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地方。中情局于1958年9月16日呈交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预测，如果美国海军向台湾外岛进行补给，护卫国民党军舰进攻大陆沿海的话，美军舰船就很可能卷入与大陆的武装冲突中，而美国将被世界舆论看作是扩大冲突的罪魁祸首。

　　对华研究应有历史眼光

　　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第一位以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名义在北京联络处工作的李洁明则批评说，中情局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历史感。李洁明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光看现状，一定要和历史联系起来看，要和儒家、法家、三国、水浒等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问题的错综复杂。李洁明批评说，美国行政当局的决策官员对中国的了解过于肤浅，他们往往希望通过一两页纸的简报来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谁在路线斗争中胜了，谁败了。

　　至于如何改进美国对华情报工作，李洁明提出建议说，一定要提出正确的议题。以台海关系为例，美国决策当局应该注重分析经济交往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记者注意到，李洁明不久前曾撰文称“海峡两岸经济互动将决定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

　　总的来说，美国情报专家认为，这批对华情报体现了“美国对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指中国)正在形成的思维，这个国家正在对美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可以看出，中情局此时公开对华机密情报除了试图还原历史真相，还有更深远的思考，那就是面对中国的崛起，中情局应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