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在东亚军事调整、美国反对欧洲解除对华军售等问题，可能恰恰是美国下一届总统在准备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时，逼迫中国在外交上做出致命妥协和让步的筹码。

　　虽然中美关系没有像以往那样成为本届美国大选的中心话题，但是，美国下届总统政治日程表上的几个关键词都与中国有关，这意味着在大选中轻松过关的中美关系将在未来面临着严峻挑战。

　　尽管没有人怀疑，台湾问题是美国下一届总统无法回避的，但是除了台湾问题，关乎中国安全环境的，也许还有美国下一届总统不得不解决的伊朗问题和朝鲜问题。如果按照近年来美国总统必然要对外发动战争的规律推断，一旦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准备对伊朗和朝鲜动武，对于中国而言，不能不是安全上的阴影。关于这一点，从美国智囊机构的一些报告中实际上已经得到印证。

　　伊朗问题是第一道坎

　　美国“尼克松中心”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面对国际安全危机的中美关系》报告称：尽管美国总统布什把伊拉克和伊朗都冠上了“邪恶轴心”的称号，但是与巴格达相比，要对伊朗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将受到更多来自北京方面的阻力。并非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对于北京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伊拉克在北京利益光谱的一端，而伊朗则在另一端。

　　报告认为，如今，北京方面已经日益意识到中东地区的重要。首先，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产生了对能源的巨大需求，自从1993年起，中国就逐渐开始更多地依赖进口石油以满足国内需要。根据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将与美国持平。中东已经成为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像美国这样依赖进口石油的时候即将来临。

　　其次，与中东地区数亿穆斯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北京来说也至关重要。这不仅将加强中国的外交杠杆，而且也将进一步让中国不会成为中东政府或者恐怖组织的目标，这些人可能会策动中国国内1900万穆斯林搞分裂运动。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北京寻求在华盛顿入侵伊拉克问题上尽量保持低调。但是华盛顿方面不能因此就认为北京在伊朗问题上也将采取与伊拉克同样的态度。伊朗与中国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厚而且长期的关系，而且伊朗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之一。综合其他因素考虑，伊朗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定的伙伴。随着德黑兰处在萌芽状态的核武器项目日益受到来自华盛顿、欧洲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密监视，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希望获得北京的支持甚至默许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前，应该仔细认真地考虑中国在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利益和兴趣。

　　10月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近东研究员迈克尔·莱登在美国《国家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伊朗，什么时候》的文章，极具煽动性。莱登曾先后在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文章开头用大量的篇幅首先赞颂了布什的反恐政策，声称布什对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树立了反恐战争的经典模板，即以武力摧毁恐怖政权，随后重建民主的模式。很显然，作者是在向美国政府提出对伊朗动武的政策建议。

　　朝核问题是第二道坎

　　关于朝鲜问题，《面对国际安全危机的中美关系》指出：北京把自己看成是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两个醉酒的司机，尽管北京方面承认更担心平壤一方的方向盘，但是北京的领导人确实面临着一系列艰难而且不快人心的前景，结局很可能是朝鲜半岛的战争以及东亚的核武竞赛或者是国际禁运以及朝鲜政权的更迭。

　　报告认为中国在朝核危机中有两个主要利益，一方面中国需要避免朝鲜因为战争或者经济原因而造成社会瓦解和不稳定。朝鲜的崩溃会直接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而该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地区之一，而且朝鲜的崩溃也很可能会带来无法估计的难民潮问题，这无疑将对中国国内造成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中国也对朝鲜一旦获得核武器能力后，东亚地区将进行核竞赛看得很清楚，这不仅将刺激日本的军事膨胀，而且也将推进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寻求核武器的韩国核武化。最近根据美国一些官员与台湾官员的接触也发现，台湾方面的一些高级官员也已经开始考虑东亚地区核扩散对于台湾的影响问题。因此朝核危机对于中国来说实际是另一个问题，即“到底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北京是更担心造成朝鲜冲突和不稳定还是更担心核武器扩散？”尽管北京方面非常希望既保证朝鲜的政权稳定又想保持朝鲜的无核化，但是华盛顿需要考虑的却是，假如北京方面不得不作出选择，到底会作出什么选择。“我们认为，北京会选择容忍一个有核的朝鲜——尽管是极不情愿的，也不会选择朝鲜政权不稳定而造成其边境的崩溃。”

　　这份报告就此得出结论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的立场与韩国而不是与华盛顿更接近，这也就提醒了美国，随着朝核危机的发展，美国与韩国的同盟关系也将面临潜在的危机。同时，东京现在对朝鲜采取了一个较为强硬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还是与韩国而不是与华盛顿更接近。对于美国来说，假如事态进一步恶化，华盛顿方面不得不作出选择，是打一仗还是容忍一个有核的朝鲜，华盛顿的选择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大选背后的中国“安全阴影”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很多人都清楚无论谁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都会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去审视伊朗和朝鲜问题，同时在采取解决问题的手段上也一定是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尼克松中心”发表的《面对国际安全危机的中美关系》报告，无疑是在考虑“中国因素”的条件下，对寻找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时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的分析。在这一分析中，美国学者在考虑“中国因素”时的假设前提，无疑也是中国要保全其利益最大化的(事实上，美国智囊在向政府提出美中经贸关系的政策建议时，都反复提到伊朗和朝鲜因素)。其背后的真实解读是：如果中国听任美国无论用什么手段搞垮伊朗和朝鲜，中国将面临着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承受的安全压力。

　　有意思的是，在谈论美国总统大选与中美关系时，却鲜有中国学者谈及伊朗和朝鲜这两个对中国未来安全环境(包括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而在谈及台湾、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在东亚军事调整、美国反对欧洲解除对华军售时，似乎也很少涉及这两个对于美国下一届总统而言可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实际上，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在东亚军事调整、美国反对欧洲解除对华军售等问题，可能恰恰是美国下一届总统在准备解决伊朗和朝鲜问题时，充分考虑到“中国因素”而逼迫中国在外交上做出致命妥协和让步的筹码。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总统大选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安全阴影”。(王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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