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关升

　　1960年10月，我从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到了北京。此后，我在核试验任务中度过了23个春秋。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滩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今天，虽然青春已逝，但当我再次回想起在大漠上度过的日日夜夜时，我的心中仍然闪烁着不灭的青春火花。

　　当时我们的工作要求严格保密，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透露半点

　　1961年春天，我们一行10余人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学习和协作。我们所做的试验和训练是为我国首次核试验作技术准备。它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核武器的研制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要求严格保密，即使对自己亲人、朋友也不能有半点透露，在我们自己人之间也不能相互打听，所以我虽然身在其中，但有很多事情也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完全明白的。

　　1963年初，我被派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我们的任务是研制电子倍增器。这种装置当时在我国还是空白。对这项工作各级领导都十分关心。国防科委的张震寰副参谋长亲自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信息，介绍联系途径。张蕴钰司令员亲临现场为我们排忧解难。

　　研制电子倍增器的困难很多，诸事都要从头做起，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重重困难，攻克道道难关。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于是，我们除了抓紧上班的8小时工作外，自觉晚上加班，星期天加班。加班时间很长，从1963年的7、8月份一直到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进场前，我们将近一年时间都是加班，每周只有一个晚上是用来处理个人卫生的。这年春节的3天假期，所有的人都没有休息。

　　加班是自觉的，没有人命令我们，也没有任何报酬，更没有想到要有什么报酬。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精神虽然可能只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但它却汇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

　　在领导的关怀和全体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下，电子倍增器终于研制成功了。我们填补了国家的一项空白。类似这样的空白还有很多被填补……

　　看到放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铁塔，“壮志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成了我们最喜欢唱的歌

　　1964年7月，我们完成了执行核试验项目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把各种器材都仔细装了箱，准备运送到新疆的核试验场去。按照领导的动员要求，这次执行任务的一切行踪都要做到绝对保密。我在临行前给家里人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到外地出差，因为流动性强，可能半年或一年都不能写信回来，请不要挂念！”给老母亲寄了几个月的生活费后，我出发了。

　　坐了3天的火车，我们到了新疆的一个车站。这里是渺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滩，除了一些长有骆驼刺的地方还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些生命的气息外，大多地方寸草不生。

　　我们由火车站进入试验场区乘坐的是解放牌卡车，是那种高帮的卡车。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龙卷风。一股沙尘柱直往上卷，有百十米高，在我们车队不远处奔驰而过。如果经过车队遭遇龙卷风，难免一场洗劫。我们一路行走，数百公里之遥，碰不到一条小溪、一个水塘、一户人家。无人区的很多公路都是些较平坦的戈壁滩，由于车走多了，就变成了路。这些简易路面出现一条条连绵不断的横纹，十分难行。一路颠簸，车子时不时地就跳起来。我们这些年轻人坐久了也感到支持不住，不时地要蹲起来或站起来，以缓冲剧烈的颠簸。大伙把这些路叫作“搓板路”。

　　到了试验场区，情况大不相同，人烟稠密，帐篷星罗棋布，我们就在生活区居住了下来。第二天我们便开始了繁忙的准备工作。工程兵为我们建好了测试工号，设在距爆炸中心很近的两个地方。每天作业时我都要经过爆心，看到放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铁塔，心情总是激动不已。

　　8月的戈壁滩，天气十分炎热，有时地表温度超过60℃，手摸上去感到发烫，行走一阵，双脚便热得难受。有人说这儿的石头上可以烤烧饼。在帐篷里睡觉，我们热得难以入睡，只好把帐篷的下脚拉起来透气，但热风夹着沙子撒得满脸满身，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不断用毛巾擦去汗水和沙子，在疲劳中慢慢入睡，但风沙的袭击，又常常把帐篷整个掀起。千里戈壁，水源十分宝贵，难得有一条孔雀河水供我们饮用，但水质很差，含有大量的硫酸镁，入口苦涩，饮用后会引起口干，越喝越渴，喝多了又会引起腹涨、拉肚子。吃饭的食堂是一个篾棚。大风刮来，夹着沙粒穿过篾棚撒在饭上，大伙也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因为，一想到核试验的伟大事业，我们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张爱萍将军的一首诗道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壮志饥餐沙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这首诗被谱成曲，成了我们最喜欢唱的歌。

　　听到那一声巨响后，有人激动得把帽子抛上空中，有人含着热泪互相拥抱

　　经过紧张的准备，设备都已就位。各项工作都是遵照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和张爱萍将军提出的“三严”要求来做的。

　　核爆炸试验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联试，联试就是对所有参试项目进行联合模拟试验，模拟核爆炸情况，从而检查工作是否正常。

　　联试前张爱萍将军在距我们几十公里外的主控站亲自指挥，作联试动员。他的声音传到了各工号测点。他问道：“×××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回答：“准备完毕！”各主要测点都逐一回答“准备完毕”后，联试宣布开始。主控站依次发出控制指令。各受控设备依次开启。当发出了“起爆”指令后，我们迅速检查了各受控设备是否正常，确认都正常后，向主控站回答：“全部正常！”第一次联试在我们的精心准备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伙都感到非常高兴。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这样的联试又连续进行了几次。

　　在最后一次联试后，各个效应大队开始布置效应物。军械效应大队在离爆心不同距离布置了飞机、坦克、大炮、枪支等各种军械物资。动物效应大队在各处布置了狗、猴子、老鼠等各类动物。建筑效应大队在不同距离造起了民房、地道、地下房……

　　布置各种效应物是因为在进行核爆炸试验时，除了要试验核弹本身，即通过实际爆炸来检验核弹的理论设计是否合理、实爆的各种参数是否符合设计指标外，还要为作战中防护和使用核弹积累战术方面的有关数据。比如核弹对各种武器器材和工程建筑的毁伤状况如何？对人员、牲畜杀伤状况如何？这就需在核爆区内布放各种军需物品，构筑各种工事、建筑及放入各类动物等。这些布放在核试验场区的东西和建筑通称为效应物。

　　经过各种论证，上级认为试验条件已经成熟，只待气象条件好，便可实施核爆炸试验。通过热线，张爱萍将军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请示了毛主席，最后决定1964年10月16日15时为核爆炸“零时”。

　　1964年10月16日，我们早早就带好了水、干粮和防护眼镜，撤到距爆心很远的观测站，等待核爆炸“零时”的到来。随着“零时”的临近，我们的心也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

　　主控站传来作好防护准备的命令。所有参观人员都戴上了防护眼镜，背向爆心坐下。这时观测站的喇叭里传来了响亮的声音：“10、9、8……2、1，起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这是光辐射过去了。我暗叫：“成功了！”只听到一声巨响，一朵蘑菇云随后冉冉升起。

　　人群像潮水般涌动起来，欢呼跳跃，有的人激动得把帽子抛上空中，有的人含着热泪互相拥抱。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终于盼来了今天！这是中华民族永载史册的辉煌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