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后，中国士大夫开始认识到没有一支强大而有效的海军，中国便不可能保卫自己，对付西方海上大国。创建近代海军成为中国努力西化的一项迫切而坚持不懈的大事。林则徐(1785-1850年)是在禁烟问题引起中英冲突的困境下认识到建立这样一支海军重要性的杰出的中国官员。他曾提出以广东海关税银购买西方船炮，作为实现中国海军近代化的第一步。他的建议不幸为道光皇帝所驳斥而未能付诸实施。林的挚友魏源(1794-1857年)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力促有关当局在广东沙角和大角设立由国家管理的造船厂和兵工局，制造枪炮和船只。魏源计划全面改革，将江、浙、闽、粤四省绿营水师改组为新式的海军劲旅。但是由于没有政府支持，整个计划成为空中楼阁，他的建议毫无结果。

　　同治元年，亦即1862年，出现一个新的机会。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向总税务司李泰国寻求帮助。通过李泰国的斡旋，清政府从英国购得7艘兵船，组成一支小型的“中英舰队”。总理衙门委任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为舰队统领。然而，英国人和中国人因为指挥权问题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很失望。计划以失败告终。其后江苏巡抚丁日昌(1823-1872年)于1868年和1870年分别提出建立“三洋水师”和“内江外海水师”的建议。同一期间在上海(1865年)和福州(1866年)建立了新式的兵工厂和造船厂。不过由于朝廷态度消极，督抚相互推诿，终无可观成效。直至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清政府才下决心整顿海防。沿海防卫于是分为南洋和北洋两个防区。两江总督被指派为办理江、浙、闽、粤四省海防事宜钦差大臣；直隶总督为办理山东、直隶和盛京三处海防事宜的钦差大臣。即使如此，中国海军并没有显著加强。根据1878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报告，中国海军仅由上海和福州两地小型的地方性舰队组成。它的装备和训练都无法与欧洲的海军相提并论。就整个帝国而言，事实上并没有一支统一的海军，这种情况一支持续到中法战争，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

　　不过，在李鸿章领导下，北洋防区终究实现了近代化，在以后1880年代，开始被看作是代表清帝国的海军。这就是“北洋海军”或“北洋舰队”。北洋海军的历史背景复杂。它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中国海防的安危，而且影响中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消长。这方面近代化的努力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人，北洋海军的成就要完全归功于他。他创建海军的目的与经过，所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都与这支舰队的命运息息相关。

　　李鸿章对近代海军的认识及其目标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他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同时也是军事战略家。他有突出的多方面的才干，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几乎都与他密切相关，他对那个时期的政府有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本章仅将注意点集中在李鸿章对建立海军的作用上面。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他由曾国藩奏保出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李在这一时期有关海军的知识尚限于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大国的海军并无任何认识。及至1862年春，他奉命驰援江苏，同太平军作战，才开始认识到欧洲海军的挑战。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并且得到常胜军的帮助。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他深感中国在军事能力方面远远逊于西方大国。

　　李鸿章指挥的淮扬水师由舢板和帆船组成。他痛感它们陈旧落伍，认为“有不如无”。他决心向其他国家学习，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在同他的上级曾国藩讨论时，他提出同样的观点：“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 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陆军方面，他感到老弱必须裁汰，粮饷必须充裕，操练必须严格，绿营分汛必须重组和加强，然后绿营方可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更换。不仅如此，中国必须有近代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方为可恃”。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对于中国建立新式的陆军和海军，已有一个具体的构想。他关于中国海军的想法，包括改革绿营水师、采用西式装备、设立能够生产近代船炮的造船厂和兵工厂。李的思想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出一辙。福州船厂和江南制造局随后在李的支持下得以维持。他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近代化努力中的功劳值得赞赏。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的海军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为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他深感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将目标放在对付日本挑战上面。发展海军是李鸿章对外关系和自强政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在他看来，船炮和海军是西方大国强大实力之所在。中国赶上西方要有很长的时间。日本只是最近才向西方学习，因此中国同它竞争，还比较容易。

　　李鸿章创建海军防卫中国对抗日本的政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然，在自强运动领袖中，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人有这样的洞察力。文祥、沈葆桢和其他一些人也持有相同的见解。李鸿章以日本为假想敌、建立中国海军的思想，当时至少在一些政治家中有共识。

　　不过，必须指出，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并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西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实际上他将军事力量主要看成是威慑力量。他仍然受到中国传统的陆权思想的影响。然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反观中国，一直以一个普鲁士人写的《防海新论》作为海军战略的指导，结果是李鸿章满足于防卫北方京畿和南方财赋之区的少数口岸，而没有向海洋扩展海军力量的壮志雄图。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

　　购船置炮——北洋海军的创建

　　北洋舰队建军比南洋舰队晚。1870年9月李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时，北洋三口还没有近代的战船。直至1872年10月李兼任北洋大臣以后，才有“操江”和“镇海”两艘兵船由南洋拨到天津，作为巡洋捕盗之用。1874年5月，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大受刺激，力主购买铁甲战舰，以加强沿海防务。然而他的建议并未立即付诸实施。直到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才采取积极的行动，开始组成一支新的海军。在以后10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北洋海军有战船26艘，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中国自制，一为购自外国。前一类数量较少，且不居重要地位。它们共9艘：“康济”、“威远”、“泰安”、“镇海”、“操江”、“湄云”、“利运”、“海镜”和“平远”，占船只总数的34.6%。其中“平远”系福州船厂制造的钢甲快船，其余8艘是补给船、练船和运船。另一类兵船被认为是舰队的主力，共有17艘，包括“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和“敏捷”。这17艘船只由外国制造，占整个舰队的65.4%，其中13艘英国制造，4艘德国制造。除“敏捷”一艘是练习用的机帆船外，其余为主力舰、巡洋舰和其他战船。“镇远”、“定远”为德国伏尔铿船厂制造，各长298英尺5英寸，宽60英尺4英寸，吃水19英尺6英寸。腰线护甲长144英尺，厚6英寸，炮台甲厚12英寸，令台甲厚8英寸。两船均为6000匹马力，时速14.5海里。它们各载炮10尊，包括口径为12英寸的重炮4尊。每艘船还有其他大炮，包括5管连珠炮10尊，以及鱼雷。两艘战舰威力极大，按当时的国际标准，质量堪称上乘。

　　除了这两艘战船，至少还有不少设备精良、足资战斗的船只。“致远”、“靖远”购自英国，他们和“超勇”、“扬威”同为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济远”、“经远”系德国制造。北洋舰队的建成，是李鸿章煞费苦心努力的结果。

　　李鸿章对鱼雷艇也感兴趣。他相信只有鱼雷艇和铁甲舰同时使用，方可攻守有益。他于1881年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了10艘鱼雷艇；1887年他的代表同英国一家海军造船厂签订合同，订购可以在公海作战的新式头等鱼雷艇。鱼雷艇分别置于威海卫和旅顺港鱼雷营，水兵由英国和德国专家训练。这两部分的鱼雷艇尽管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未能发挥作用，它们却是北洋海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洋海军船只中，还有6艘通过赫德向英国购买的蚊炮船，事后证明令人失望，并且招致许多批评。

　　海军学堂与训练

　　近代海军是西方技术的产物，它涉及许多领域的知识。由于海军有关航行、训练和部署调动都有高度的技术要求，建立海军远比陆军困难。李鸿章对此深为了解，常常劝勉海军将士学习西方技法，务求娴习精通。他鼓励他们“细心讲求，切实训练”，坚持实习，准备作战。每当新购兵船驶抵时，他就亲自前往码头察看，以期对船炮性质功能有所了解。

　　李鸿章保留一批外国军官协助教练，他要求管驾、轮机、司炉和水手都必须由熟手充当。李鸿章有系统地小心谨慎地着手海军建设。他不惜用费派遣数百名海军官兵前往英国和德国接受新购军舰，驾驶回华，以便使他们得以实地练习。

　　李鸿章深信海军学校极端重要。1866年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便附设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学校。李在北洋舰队中利用了这所学校的许多毕业生。然而，福州船政学堂并不能满足新建舰队的需要。而且，北洋海军中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比例失衡，大多数人员是福州人。他于1880年在天津创立北洋水师学堂，训练北方学生。截至1894年中日战争时止，大约有300名海军学员是从天津水师学堂或北洋其他各校毕业的。在同一时期，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有630人，为北方毕业生的一倍。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不仅继续在北洋舰队，而且也在南洋舰队供职。。由于历史较久，人数较多，北洋海军军官中大多数仍为这些福建人。

　　海军学堂只是提供基本的一般训练。李鸿章坚持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尤其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从1877年至1890年，共有3批35名海军学员派送英国。有些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有些送乌理治皇家炮术学校，其他的人派往英国海军实习。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刘步蟾和林泰曾是其中的佼佼者。35名留英学生中，有89%(31名)来自福州船政学堂；其他4名来自天津水师学堂，但其中仍有一名是广东人。南方人显然成为北洋海军军官的主体。

　　遴选将才与组织舰队

　　除了购买船炮和安排海军人才培训外，李鸿章也十分注重遴选指挥军官。然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认为是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前所见，许多福州船厂出身的学生曾出国学习，但是由于年纪较轻，经验缺乏，他们作为指挥军官还不符合条件。看来李鸿章除指派淮军旧部丁汝昌充任提督外，别无选择。丁汝昌是一个英伟、忠厚、勇敢的军官，富于陆军经验，但缺乏海军方面必需的条件。李鸿章感到必须雇聘外国专家协助丁汝昌，由此造成了北洋舰队的一个根本问题。1879年，李鸿章指派3个英国人，船长葛雷森、哥嘉和章斯敦为北洋海军教习，以葛雷森为总教习。这3个船长由于过去完全在商船上工作，没有海军船舰工作的经历，事后证明并不合适。

　　最后李鸿章以另一个英国人琅威理代替他们。琅威理毕业于皇家海军学院，曾任英国海军舰长。他是一个热情负责、阅历丰富的军官。他很自然地成为北洋舰队总查的首选人物，于1882年和1885年两度受聘担任这个职务，供职共计6年。北洋海军在他的精心计划和指导下，取得重大进步，并且受到国内外的密切注意。1890年在著名的“升旗之争”事件中，他受到一些中国军官排挤，不得不离开北洋。琅威理离职之后，李鸿章雇聘其他一些外国军官到北洋海军：两个英国人，两个美国人，4个德国人。不过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琅威理的才干和技能，也没有一个人有和琅威理匹敌的权力和权威，以解决北洋舰队内部的问题，纠正对它的态度。北洋海军自1890年以后日益衰败。

　　北洋舰队一直到1888年才正式成立。造成这一延搁有几个原因。向外国购买的船只驶达要一段时间。李鸿章最初对于舰队应如何组织和调动，并没有把握。自1860年代以来曾经分别提出三个海军计划：曾国藩所拟“内江外海水师”计划；丁日昌所拟“三洋水师”计划；和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所拟“北洋水师”计划。所有这三个计划都不充分具体，因此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正式组成便大为推迟。1888年3月经朝廷催促行动，李才令其僚属——天津海关道周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和林泰曾，以及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罗丰禄——向琅威理咨询。3个月后，北洋海军组织章程拟就底稿。经李鸿章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讨论以后，这份文件终于1888年8月奏准实施。这一计划虽以传统的绿营水师和长江水师的组织为蓝本，但是它也有选择地参照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组织。

　　根据所定制度，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前军是舰队的主要作战单位。它由9个营组成(一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为舰队的后勤，负责全舰队的训练和补给。它由16个鱼雷营组成。北洋海军到此时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7名高级军官，其中有43人，即占总人数近一半，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他们中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留学英国13人，美国10人，德国1人。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作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驶返中国。这些军官在整体上显然比起他们在绿营水师或长江水师中同等地位的人，更为胜任。

　　北洋舰队最初并没有标准的操练规定。在《北洋海军章程》公布以后，才有以下八种规定：小操、大操、会操、会哨、合操、操巡、巡历和校阅。每次都记录功过，据以分别赏罚。北洋舰队不仅强调正常操练，而且经常派往南北洋各口巡弋。此外，它还出访海参葳和朝鲜港口，南面则远达新加坡和东南亚水域。

　　北洋海军曾经成功地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海权。但是随着1890年琅威理离职，督责训练乏人，它开始衰退。李鸿章也年事已高，他忙于其他紧迫事情，对海军详情细节便无暇多顾。

　　修筑海军基地防御工事

　　近代海军必须有基地，修筑炮台以资防卫，建造船坞以便船只维修。北洋防线起自鸭绿江口，迄于胶州湾，包括海域辽阔。沿海港湾包括青岛、烟台(芝罘)、威海卫、大连、旅顺、营口、山海关、北塘和大沽，都需要构筑防御工事。然而由于经费限制，李鸿章只能择要设防：大沽、威海卫和旅顺口最受他的注意。让我们逐个看一下这三个港口的情况。

　　大沽

　　这个基地是天津的外港，也是北洋海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因此，津沽对于北洋海军特别重要。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诸如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以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都设置于此。大沽和天津因而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

　　威海卫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大连、旅顺同扼渤海湾入口，地近京畿地区。威海卫宽阔的港湾内的刘公岛及其附近深水，形成船坞的优良地址。由于经费所限，李鸿章直到1887年2月才开始充分注意到威海卫，他派遣戴宗骞和刘含芳前往察勘。于是在威海卫修建炮台，以及兵工厂、鱼雷厂和鱼雷学堂、火药库和贮煤厂。在一名德国工程师指导下，建造一座铁码头，供装煤之用。第二年，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在刘公岛设立。随后丁汝昌又在威海卫设立北洋水师学堂和一所海军医院，进一步增强了它的重要地位。

　　旅顺口

　　这个战略基地位于辽东半岛尖端，久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李鸿章长期以来就注意到它的重要性，淮剧重兵驻守这个地区。在这个基地修筑炮台，设置鱼雷营和水雷营，不过船坞工程极其艰巨。袁保龄最初被指派主持旅顺营务工程局，它后来由一家法国辛迪加接办。整个项目于1890年最后完成，先后历时10年，耗银300万两。它的石船坞比一般规模更为宏肆，给人印象尤深。《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提督每年应有6个月驻扎在此，旅顺口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旅顺、威海卫和大沽的铁三角中，旅顺口是最为重要的基地。

　　自清末以来，应否在旅顺口建设一个海军港口，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青岛作为海军港口，位置更好。有人指责李鸿章选取旅顺口是处于一己之私。我认为在旅顺口建立军港并没有错。李鸿章主要由于经费的限制，未在青岛也修建一个有防御工事的军港，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合乎情理的。李鸿章自己在当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论：“胶州湾地居南北洋之中，为北来第一深水船澳，……唯目前限于经费，无可筹拨。”

　　无法克服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崩溃

　　北洋海军自1875年筹画，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全付东流。北洋海军的失败，导致中国丧失了制海权。辽东半岛的军事形势因之改观，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运蹇境窘。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不过北洋海军本身也有若干严重的缺点。一是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由于海署大臣醇亲王对海军一窍不通，舰队实际上是归李鸿章节制。李忠于清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至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的注意。

　　其次是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丁未受过海军正轨训练，他因此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丁汝昌所依赖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经常有不快发生，“升旗之争”便是这种冲突的反应。因而发生的琅威理去职，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

　　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是从未如数收足。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的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事实上成为不可能。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即为北洋海军能否生存发展感到忧虑。及至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连遭失利，终至彻底失败。纪律不整导致一些部队在战役白热阶段弃阵脱逃。北洋海军的缺点暴露无遗。李鸿章深知这些缺点，极力设法避战，不与敌舰交锋。他因此受到许多历史学者的严厉批评。然而，就北洋海军的弱点而论，采取一种更加勇敢的政策或战略，是否将带来不同的结局，恐怕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结束语

　　作为西方国家海上力量勃兴的反应，尤其作为日本威胁日增刺激的结果，中国决定建设海军。李鸿章恰是适逢其会，适充其任，他肩负起这一历史性的责任。不少学者认为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借应付外侮为名，而行扩张淮军势力之实。从历史发展的经纬来看，我认为这种解释殊属臆测，缺乏充足的证据。

　　近代海军是19世纪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承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的独自努力。他以1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30艘战舰，120门大炮和4000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

　　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内部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北洋水师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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