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日轩

　　从1975年到1989年的十几年间，邓小平以果敢的决心和恢宏的气魄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军努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军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加速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出发，把精简整编、走精兵之路融入世界军事发展大潮

　　把精简整编置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大趋势之中加以思考和筹划。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国际战略格局作了全方位的透视之后，提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的战略预测。随后他又多次阐述“小的战争不可避免”，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重要论断。19 85年5月，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英明决策。

　　把精简整编置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之中加以思考和筹划。邓小平从世界军事变革的雏形中敏锐地观察到，战争中的军队质量因素显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战争胜败的关键问题 ”。邓小平要求我们的思想观念要有一个大的转变。第一，要改变以数量衡量战斗力的传统思维定式。第二，要打破以军队规模效应满足国家防卫的传统建设模式。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

　　把精简整编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之中加以思考和筹划。一方面，国家发展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管用的军事力量作后盾；而“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另一方面，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邓小平告诫全军，要“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精简整编就是邓小平把军队建设问题摆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本关系中运筹和思考的具体体现。

　　用精简整编带动和促进军队全面发展，把精兵建设的目标定位于抗击强敌上

　　1980年，在军委研究精简整编的会议上，邓小平向全军提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口号。他要求用发展了的战争和变化了的作战对象来衡量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抓精简整编，目的不仅仅在于减人，而是要加速推进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水平，把军队建设成为能应付强大作战对手的精兵。

　　以精简整编为契机，加速武器装备建设。在邓小平看来，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一方面取决于财力。他认为，“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体制的科学性。为从根本上摆脱旧体制的束缚，邓小平从管理体制入手，于1982年组建“国防科工委”，对国防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进行了开创性的改革，使我军武器装备进入国家高层决策、集中领导、统一规划、有序建设的发展阶段。

　　以精简整编为牵引，强化人才队伍素质。邓小平把精简整编作为疏通干部“ 进”“出”渠道的重要途径。在解决“出”的问题上，通过精简整编为人才生长提供条件。在解决“进”的问题上，通过精简整编为人才发展提供机遇。邓小平强调精简整编“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的问题。在邓小平看来，选拔和造就大批具有高度政治觉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懂得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优秀人才，是精简整编的重要内涵，是实现军队现代化、赢得战争胜利的战略性工程。

　　以精简整编为突破口，提高指挥效率。我军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不够，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指挥机构的臃肿上。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级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邓小平还认为，机构臃肿给官僚主义滋生、横行提供温床。所以，他在多种场合强调，军队要提高指挥效率，不“消肿”不行。为此，邓小平提出精简机关人员，指挥机构要通过裁减、合并、降格转变职能，要简化领导程序，要改进指挥手段等一系列提高指挥效率的战略措施。

　　从优化体制结构入手，加速军队现代化建设向合成、高效的方向转型

　　邓小平指出：“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 消肿’，不改体制不行。”

　　理顺武装力量体制，提高军队整体功能。邓小平在领导军队精简整编过程中，在理顺武装力量体制方面进行了两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改革。一是完善了党的领导和国家领导相一致的军队领导体制，保证军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1982年的精简整编，我军开始实行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职能和成员统一、机构融为一体的军队领导体制。二是建立了新的“三结合 ”武装力量体制。1982年的精简整编中，我军将战争年代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扩展为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民兵组成的“ 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

　　适应联合作战需要，发展技术兵种为骨干的合成结构。20世纪80年代的我军精简整编，是在发达国家军队由机械化形态开始向信息化形态转型，提高军队技术密集程度的时期展开的。邓小平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强调要重视技术力量的发展，在精简整编中把我军建设融入世界军事变革大潮。他强调精简主要是减步兵，不是减技术兵种。邓小平根据现代战争是合成军作战这一重要发展趋势，强调要有强大的空军，把海军“搞大一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

　　完善快速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实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精兵。邓小平认为，要想把常备军搞精干，关键在于搞好动员机制，“如果把动员方案制定好，……就可以减少平时军队兵员数量”。他还指出：“在现役部队大量减少的情况下，更要重视后备力量建设。”首批部署的两个陆军“预备役师”组建完毕，邓小平给予充分的肯定：“组建预备役部队是个好办法。”

　　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巩固精简整编成果，推进依法制编

　　以坚定的决心和细致的工作精神，把握精简整编进程。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完成精简整编的任务“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邓小平强调，“要用一点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邓小平认为，精简整编方案的论证过程是科学实践的过程，要搞出科学合理的方案，以避免决策的失误。同时，要以稳妥的形式深化体制编制改革。

　　用军地两个积极性，解决精简整编问题。邓小平认为，精简整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批干部的去留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发挥军队、地方两个积极性。他告诫地方，对军队转到地方的干部，“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 。为此，国家专门成立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小组，领导实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对军队来说，邓小平要求要采取支持地方的态度，“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置问题”。

　　靠制度法规，巩固精简整编成果。邓小平认为，解决军队不精干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要解决军队的制度问题”。实践证明，我军恢复和建立的军衔制度、军官服役制度、军官离退休制度、文职军官制度、士官制度、士兵服役制度，为保持精干的常备军发挥了极大的规范作用。他一再重申“编制就是法律”。各级领导和机关要严格执行编制。邓小平通过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来防止机构膨胀的思想，对我军实现体制编制科学化、法制化，确保军队的精干、高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