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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分子之所以喜欢自杀式袭击主要是因为今世的利益，而非来世的报应。

　　(英)德拉·芬特尔

　　古宏宽 编译

　　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特工人员》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一直梦想有一帮绝对坚定的人来打破所有良心上的顾虑……不怜悯地球上的任何东西，包括他们自己，为美好的事物和所有为全人类服务的事而应召去死。”但是康拉德的无政府主义者抱怨：“我从来没有遇到哪怕一个这样的人。”现在，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车臣、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他的地方，似乎有太多的人愿意为实施谋杀而死。这是一种新现象吗？如果是又该如何解释呢？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邪恶的尚武者

　　《古兰经》对自杀说的很明确：这是对安拉绝望的表现，要受到永世的诅咒。而在另一方面，殉难则是为圣战而死，以安拉的名义而死，将得到永世的祝福：“不要以为为安拉而死的那些人真的死了；不，他们活着，在真主的保佑下衣食无忧。”《古兰经》里对殉难者在天堂里得到奖赏的粗略描述，在穆罕穆德言行录里得到了详细的阐述，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又对其进行了大量的修饰。伊斯兰教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们就是怀着遇到先知和见真主一面的期望，以各种方式走向了死亡。在复活的那一天，他们的罪孽将得到宽恕，他们还可为自己的亲属求情。他们将生活在由酒和蜂蜜构成的河流中，并且可以娶七十二个黑眼睛的处女。

　　然而，他们实施的炸弹袭击究竟是罪孽深重的自杀，还是光荣的殉难？这部分取决于圣战这一飘忽不定的概念该如何定义。对许多穆斯林来说，圣战主要是一种内在的斗争。但是，特别是自从瓦哈比教派(十八世纪从伊斯兰逊尼派发展出来的一个分支)出现之后，圣战就是外部斗争的观点开始抬头。尽管《古兰经》对此做了相反的禁止性规定，但一些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家则认为，以圣战的名义杀死平民和其他穆斯林也是正当的。

　　同样地，自杀式炸弹袭击(其倡导者更喜欢称为“殉难行动”)，已经被合理地看作是在敌人面前拥抱死亡的值得称颂的行动，是在极端情况下的正当策略。一些恐怖分子辩称，炸弹袭击者是否要去赴死，妇女和儿童是否也要和殉难者一起赴死，都要由真主而不是炸弹袭击者本人决定。一些学者认为，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一种关于殉难的极端思想在许多什叶派穆斯林组织中泛滥开来，且这一极端思想也是此后黎巴嫩真主党等什叶派恐怖组织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对每一个身绑炸弹的人来说，对天堂充满坚定的信念无疑是有好处的。但是所有这些神学上的争论表明，宗教在为暴力活动提供动机的同时，也是那些采取“殉难行动”的人们需要克服的一个巨大障碍。例如，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的阿訇们一直对执行自杀式使命持谨慎态度。而且，除了这些疑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原因：在最狂热的袭击者中也包括非穆斯林人员。这使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关于自杀式炸弹袭击的说法受到了质疑。

　　人体巡航导弹

　　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当属泰米尔猛虎组织。为寻求在斯里兰卡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泰米尔国家，泰米尔猛虎组织已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发动了数十次袭击，其中包括1997年用炸弹袭击科伦坡世界贸易中心，以及暗杀两位国家元首的行动。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自杀式袭击始于1987年，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信徒们出于对领导人韦卢皮莱·普拉巴卡兰的崇拜，而非宗教因素。为了实现库尔德人自治和让被捕的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得以获释，库尔德工人党也开始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但库尔德工人党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远远大于伊斯兰教的影响。　 　　　

　　另外一种对自杀式恐怖袭击的解释则归结于袭击者现实生活的贫困，而非对另一个世界美好生活的向往。巴勒斯坦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身份几乎如出一辙：年轻，男性，单身，信教而且处于失业状态。他常常是对以色列怀有个人的怨恨，比如，其亲属可能被以色列军队逮捕、打伤或打死。他可能希望在现实中保护他的亲属，并且在他升入天堂后使他的亲属们得到酬劳，因为在他死后，他的家庭可以得到财政捐款，而当以色列为惩罚他的行为而摧毁他家的旧房子后，他的父母又会得到一所新房子。

　　但是，在“9·11”事件中，劫机者富足的生活又使人们对贫穷是自杀式恐怖活动必要条件的观点产生了置疑。自从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以来，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形象已发生了变化：个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人，而且他们对宗教也不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那样虔诚。泰米尔猛虎组织，尤其是库尔德工人党和车臣恐怖分子，已经转向使用女性炸弹袭击者，因为她们受到的怀疑通常会少一些。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组织也已开始使用妇女，而且还搬弄一些新颖的宗教观念为这些女性殉难者正名。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杀式袭击泛滥的原因，也许还要把注意力放在从事这些活动的组织从中得到的好处上。如果仅仅是个别精神错乱的疯子所为，那么这类袭击活动不会太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其他一些从事自杀式恐怖活动的巴勒斯坦组织都招募新手，并对其进行思想灌输和训练。他们还为自杀式袭击者撰写用于录像遗著的文章。这样的录像将在每一次的自我毁灭前不久拍摄完成，而自杀式袭击者本人则会从观看这样的录像中增强决心和勇气。另外，他们还要为这些袭击者拍照，过后不久这些照片就会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基地组织以高超的专业技能和独立于其他同伙而著称，然而，为了完成使命，他们的袭击者也要接受训练和思想灌输。

　　自杀式炸弹袭击需要共同的努力。在这方面，历史上最接近的例子要算是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了。1944～1945年，这些经过训练的神风突击队员曾令太平洋上的美军舰队人心惶惶。自杀式袭击之所以受到这些组织的青睐，主要因为这是一种消灭大量人员的好办法。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普做过统计，在1980～2001年间，平均每次自杀式袭击造成13人死亡，而在其他类型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只有1人被杀害(不包括“9·11”事件)。对于那些只求尽力破坏，不求全力扩大影响的恐怖分子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要收到特别致命的爆炸效果，部分还有赖于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对现场的适应能力和最后时刻对引爆时机的把握。兰德公司的布鲁斯·霍夫曼这样指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最后的灵巧炸弹，也可以说是人体巡航导弹”。如果一个袭击者本身存在缺陷，那他可能马上就引爆他自己。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者的创始人之一法西·什卡克就是把这些优点当作评价“殉难行动”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各种各样的巴勒斯坦组织都把自杀式袭击看作是抵消以色列常规军事优势的一种办法。

　　对死亡的依附

　　自杀式袭击也是一项灵活性很强的技术。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用轿车和卡车袭击各种戒备森严的设施，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一些车臣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则混在平民中间，而他们隐蔽的腰带和背心里则装满了炸药和榴散弹。泰米尔猛虎组织则用小船输送自杀式袭击者去从事暗杀活动。事实上，如果杀手本身不打算逃生的话，暗杀活动是很容易得手的。　

　　由于自杀式袭击造成的破坏力很大，就连恐怖分子也认为这是低风险的行动。正如本·拉登的得力助手艾曼·扎瓦希里所说：“殉难行动这种袭击手段在对敌人造成伤害这方面是最成功的方法，而且从自身人员伤亡的角度看这种袭击手段的成本也很低。”这种行动无需同伴组织营救或协助逃亡，也不存在炸弹袭击者背叛自己同伴的危险。例如，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杀手一旦在爆炸中幸存下来，他们就会咬破一个剧毒胶囊。

　　自杀式恐怖活动不仅在战术上有优势，就是在战略上也是如此。1993年索马里局势失控之后，本·拉登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人员伤亡的敏感对美国人来讲就好比是阿基里斯的脚后跟。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对以色列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自杀式袭击中，恐怖组织对生命的漠视与受害者对生命的热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恰恰有助于塑造一个不可折服的敌人形象，自我漠视释放出的力量使这个敌人敢于攻击任何地方。《特工人员》中一个即将成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人说：“我依附于死亡，因为它不受限制，也不会遭到袭击。”

　　恐怖分子相信这种袭击有效也是有其原因的。其中首要的就是在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发动残暴攻击后，法国和美国从黎巴嫩撤出了自己的军队。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能冒着海军陆战队再次遭到自杀式袭击的危险继续呆在那儿了。”对自杀式攻击的其他一些明显的让步(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色列从巴勒斯坦领土临时撤军)就显得立场更加含糊不清了。但是，恐怖主义分子更愿意用抬高自己的方式来注解历史。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神风突击队的英勇战斗，才使美国人相信日本将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这也是美国人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部分原因。

　　最后，与其他形式的恐怖主义一样，自杀式袭击既要对敌人带来压力，也要给自己的支持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殉难者”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为了不落后于他们的竞争者，一些组织也投身到了自杀式袭击中，利用自杀式袭击与他们的竞争者争夺新人和谋求支持。黎巴嫩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其他一些组织，包括一些世俗的组织，也都模仿真主党游击队的新伎俩。同样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取得“成功”之后，以前主要从事伏击和游击战的法塔赫运动中的一些派别，也转而采取“殉难行动”。

　　　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自杀式袭击在当代恐怖主义活动中的流行，促使一些观察家相信从拉巴特、利雅德到格罗兹尼的暴力活动都出自基地组织之手。这种观念无疑对本·拉登有利，而且敌人是单一而又集中的观念也符合西方人的心理。事实上，自杀式袭击四处扩散开来，并不是因为恐怖组织具有强大的核心协同能力，而是因为这样有利于自杀式袭击的开展。“自杀式炸弹袭击”这一术语具有精神错乱和绝望的内涵，这使得这一方法所包含的理性成分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在以色列和美国，一些人认为这也转移了人们对受害者的注意力，他们主张使用“攻击性炸弹袭击”这一术语。

　　怎样才能保护自己免遭这样的袭击呢？，恐怖主义分子有理由肯定他们的对手不会使用“蒙古人的方法”(即大规模屠杀人口，轰炸机即由此而来)，因为这是对民主的羞辱。即使如此，有计划的自杀式袭击会使它的受害者气愤到不得不采取集体惩罚的地步，而这样又使恐怖主义分子现实和潜在的支持者进一步极端化。但另一方面，极端暴力事件的血腥场面也可能会阻止这些支持者。

　　但是也有一些巧妙的方法。因为他们是密切相联的统一组织，所以瓦解和阻止袭击活动并不仅仅是一个抓住炸弹袭击者的问题。他们还有招募人员、训练人员、侦察人员，炸弹制造者以及庇护所。通过打入这些组织的网络，以色列阻止了多次袭击活动。以色列大致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它的敌人，因此能监控恐怖分子的活动和培养线人。据说，伦敦和纽约的警察连这样的运气都没有。

　　以色列的检查站和警戒线(这些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被仿效)阻止了一些杀手，也使公众看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从而增强了安全感。因此，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这些措施都是对恐怖主义的回击。即使袭击者能够穿过这些防线，警惕的安全警卫也会设法使徒步袭击者远离餐馆或者迪斯科舞厅，这样就会极大地降低伤亡人员的数字。其他明智的防卫措施还包括在爆炸现场快速疏散人群，使其免遭后续的袭击。

　　如此的高度警惕必将使生活变得极度紧张。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政治上的和解和妥协切断恐怖分子的宝贵财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来源。然而，打击像基地组织这样的超级极端主义组织，情报、瓦解和警戒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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