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时期，任团宣传队长、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部长，24军代军长兼政委，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以后 ，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老带我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驿前战斗中，我负了伤，加上发疟疾，不得不去后方医院疗伤养病。

　　一天，我师政委黄克诚来看望伤员，一见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伤口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政委的口气不容置辩：“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伤。”许多重伤员都十分羡慕我能回部队，医院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送我们到村口，还嘱咐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跟黄政委到雩都赶上了部队。回到红3军团第4师10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见我伤未好，便留我在团部当作战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基层部队的同志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过去，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是师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翻看黄老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大我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记得那一天，部队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从我们团出发到前卫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发着高烧，不能走路。沈团长、杨政委对我的伤病非常关心，强令我坐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付出了重大伤亡。我这时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当营长，率部坚决扼守光华铺地区。一天之内，两任团长都牺牲在这里，全团伤亡近半。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艰巨任务。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总算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

　　转战湘桂黔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急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企图围歼我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如何摆脱敌人尾追是战略指导上的关键问题。

　　我们翻过越城岭，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敌人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合为一股，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们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十分缓慢。

　　在这样的村寨里，红军十分强调遵守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家的东西，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无法面商，实在对不起。早晨离开宿营地时，都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天，部队刚离村，竹木制造、盖着树皮屋顶的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大家心里也纳闷。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放火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破坏红军同群众关系的罪恶阴谋。群众明白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一带，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红3军团奉命整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抵达桃子台，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素有“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由于我们行动快，蒋军主力还未到，江边只有黔军几个团防守。1935年1月5日，当大部队到达茶山关渡口时，守敌已逃之夭夭。因为红1军团已夺占回龙场等渡口，并架设了浮桥，所以，我们团顺利过江，红3军团其他部队也在第二天渡过。

　　过了乌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红3军团又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最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突然间，我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开始我不大相信，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赶上团部并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敌人在步步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江长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湘江战役中，如此被动挨打，牺牲了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此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作战动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弹片划伤，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战斗力也比王家烈的“双枪兵”要强，再战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彭德怀军团长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鉴于此情，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精简机关，加强连队。红3军团撤销了师，缩编为第10、第11、第12、第13四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第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钟纬剑，政治处主任杨勇，全团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团任参谋。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决定折返向东，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进。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被送进医院又一次躺在担架上。谁知，这一躺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大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的两个师。红3军团斩关夺隘，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都牺牲在这里，张宗逊团长也负重伤。红军将领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终于换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但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也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

　　在担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担架员抬着我，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杨勇主任几次从前方给我送来腊肉，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我。搞到的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我人高腿长，鞋子尺码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供给部的谢胜坤同志特地给我送来大号的鞋子，真是战友情深。就这样，我一直在担架上，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有三渡坐担架，真后悔那天不该喝下那碗酒。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拄着拐棍慢慢走。中旬抵达黔滇边境的北盘江地区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衷心地感谢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中，关心、照顾、抬着我行军的战友们！

　　渡过北盘江后，我出院在军团教育科等候分配。科长孙毅是宁都起义的老同志，对我很关照，也帮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先被分配到12团任教育参谋，后来又调回10团工作，见到黄珍团长、杨勇政委等老领导。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这时，我们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对缺粮的红军来说，这是一大收获。全团要求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为阻击追敌，我团驻扎在一座小山上。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沙江。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因为红军获得了以前从没有过的主动。果然，好消息传来，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改由那里渡过了一泻千里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过雪山草地

　　6月9日，我们团来到夹金山脚下。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人烟稀少，气候变化无常。12日，我们开始上山，一路上虽然很艰苦，但由于在山下休息了3天，体力有所恢复，加上准备工作也比较充分，掉队的并不多。山顶上有许多石堆，听说藏民路过这里时，都要捡一块石头放在上面，祈求菩萨保佑。因为好奇，大家也跟着往上放石头，后来才知道，这叫“玛尼堆”，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传统做法。就这样，我们顺利地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了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甘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为夺取松潘，打开北上通道，红军又翻越了梦笔、长板两座雪山，进至芦花、黑水地区。团里补充了兵员，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一个营，由副团长杨国夫带来，他即转任10团副团长，伍修权也调来接任团参谋长。

　　这时，最困难的还是缺粮，部队吃饭成了大问题。团首长决定要我改任管理主任，主要负责筹集粮食，千方百计去找吃的。有一天，我路过军团供给部，他们正在宰杀一头牛。邱创成政委是我的同乡，他见我来，便主动送给我几斤牛肉，真是难得啊！我舍不得自己吃，便带了回来，和大家一起煮汤分享。

　　如何筹粮，我没有经验。开始带着一些人到大山丛林转一圈，既见不到人，也找不到粮，一无所得。后来经人点拨，才晓得要到向阳的山坡、有水的地方去找，因为藏民多在那里生活，粮食也可能埋在此地。果然，有一次我们从地下挖出了少量的油、盐、牦牛肉干和粮食。但仅有这一点点，还不够部队吃的，不得不去割尚未成熟的青稞、包谷。有的把青稞放在火里烧，用手搓下籽粒，半生半熟地吃。有的把包谷放在水里煮，连籽带瓤一起吃。

　　然而，当藏民了解了红军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沿着黑水河右岸前进，看到左岸有位藏民，就请通司(翻译)向他喊话，讲明我们是红军，是反对官僚、军阀压迫穷人的队伍，现路过此地，因没有吃的了，请他帮助。他立即杀了一匹马，用河上的索道把马肉传送过来，我们也用索道将银元传送过去，但他坚决不要，又退了回来。大家很感动，多好的藏族兄弟啊！

　　7月上旬，我们继续北上，开始翻越打鼓山。途中，我们看到掉队的同志围着火堆取暖，但喊他们时并不答应，上去一碰就倒下了。由于缺氧，体力消耗太大，成批成批的同志牺牲在这里，沿途到处是战友们的遗体。宣传队想喊口号给大家鼓鼓劲儿，可一句也喊不出来，大家只得不说话，做深呼吸，手拉手，慢慢走。这时，千万不能停下来休息，因为一休息，呼吸减少，身体缺氧，人就难活。仅几百米高的雪山，我们却整整爬了半天，到了山顶，又遇到冰雹，砸伤了不少人。接着，我们又翻越了拖罗岗雪山，来到毛儿盖。我的肺有毛病，路上曾吐过几次血，呼吸甚是艰难，凭着革命的毅力和战友们的帮助，终于翻过了这座座雪山。

　　8月中旬，上级通知我们筹备粮食，准备过草地。21日，我们从毛儿盖出发，开始还能看到稀稀落落的灌木林，再往前走，便进入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地。草地给人的第一印象很美丽，开满了野花，尤以野韭菜花为多。但对长征北上的红军来说，草地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没有道路，没有人烟。特别是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雨交加，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漫天飞雪。地上一丛丛野草，地下一片片泥沼，到处散发着腐臭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丛上摇摇晃晃，稍不注意就陷进去不能自拔，越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不少人被淹没在沼泽中。后来有了经验，一旦脚踩进泥沼，身子赶快躺倒，然后打滚出来。从物理学讲是减小了“压强”。这就少死了许多人。

　　我身为管理主任，宿营时要负责分配住处，进了草地后，一片荒原，便无事可做了。部队既无住房，又无雨具，白天烈日暴晒，汗流浃背，入夜大雨滂沱，冷得发抖，无法入睡，还不时遭到敌骑兵的袭击。同志们带着行军、作战的疲劳，背靠背坐着，任凭雨淋风吹，一直熬到天明，不少体弱者生病倒下了。在草地行军中，自带的干粮根本不够吃。开始时，抓把青稞添点肉干喝口冷水，还能勉强填饱肚子。后来，这些吃光了，只能靠野韭菜花充饥，前面的部队还能挖到一点，后续部队连它也难找到。在烈日下行军，口渴难耐，有人就去喝沼泽中的积水，谁知水中有毒，饮后腹泻，又有一些战友因此长眠在草地上。后续部队无需向导，沿着一具又一具战友的尸体，就能找到前边的部队，到达宿营地。我们的队伍就这样前仆后继，接连走了六七天，8月底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是我长征中走过的最艰难的一段路程，令人难以忘怀。

　　9月17日晨，红军攻占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通道，部队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今属宕昌县)。9月22日，党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支队共7000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我们10团改为第2纵队10大队，大队长黄珍、政委杨勇，参谋长伍修权，我又改任团通信主任。部队整编后继续北上，在武山县鸳鸯镇渡过渭河。

　　10月5日，来到了六盘山下。它位于陕甘宁交界处，海拔将近3000米，山路曲折，盘旋六重，方达山顶，故此得名。毛主席所作的《清平乐·六盘山》词中写道：“不到

　　“奠基礼”

　　10月19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今吴旗)。值此，我们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纵横11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看到陕甘苏区的标语，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大家的心情非常高兴。这时，我调2纵队司令部任通信主任，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不久，敌骑兵3个团一直追到吴起镇来，陕甘支队集中兵力，先打迂回吴起镇西北的敌骑兵团，然后再打另外两个团。这一仗，我们将敌全部击溃，俘虏甚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团长、10大队大队长黄珍在战斗中牺牲了。

　　尔后，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11月3日，党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1、红15军团。新的红1军团由原红1、红3军团部队合编而成，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我们2纵队改为第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副师长黄永胜，参谋长陈土榘，政治部主任舒同，我被任命为师通信主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会师后，进一步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壮大了革命力量。对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急忙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围歼我军于洛水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军委遂决定：集中全军大部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以打破敌人的“围剿”。这就是有名的直罗镇战役。

　　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分3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21日拂晓，红1、15两军团向进至直罗镇之敌发起攻击，我们4师奉命攻击直罗镇北山之敌。战斗打响后，我赶往10团去解决通信联络问题，刚爬上一个山头，就碰上毛主席。从1930年当红军后，我曾三次见到过毛主席：一次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一次是第三次反围剿千里回师的壬田镇上；一次是到瑞金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这是第四次，他正生着病，躺在担架上，还坚持指挥战斗，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就在这时，10团2连从该处经过，毛主席要其留下，连长不认识毛主席，说没有团长的命令，不能停止前进。见此情景，我急忙告诉2连连长：“这是毛主席！命令你们留下，你们就留下。”正巧，2连指导员也上来了，他也认识毛主席，马上敬礼报告。这样，该连就留在了毛主席身边。我嘱咐连长、指导员一定要好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并将情况报告了10团杨勇政委。后来，战斗激烈时，毛主席命令2连出击，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不少敌人。

　　直罗镇战役，我军歼敌1个师零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并开展新的局面，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到1935年11月，我在红军的行列中，一边打仗一边行军，有一段还被战友们抬着，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多少战友倒在了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上，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历尽艰辛，势不可挡，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从江西来到陕北，进入了陕甘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这样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它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过长征的人已经不多了，但长征精神是一座永远的丰碑，充分显示出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它激励、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