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春光

　　【大事回放】 1984年11月20日，我国派出591人的南极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首赴南极，并于1985年2月20日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五星红旗首次在南极洲升起。

　　今年1月，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在它24岁生日的前夕，迎来了一位年逾花甲的特殊造访者——享誉中外的中国科学院极地科考专家刘小汉。至此，刘小汉已是七下南极，在极地科考中收获了累累硕果，也成为我国南极科考事业发展壮大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5年前，留法博士刘小汉刚毕业回国，就被选拔进了南极科考队，参加了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中国选择这一年迈出奔赴南极的步伐，与这样一个细节不无关系——1983年9月，中国首次派代表出席南极国际会议。一到表决时，一柄小木槌便会“咚”地敲下，中国等国代表因为所在国没有表决权，就被“请出”会场喝咖啡。我国代表、后来担任中国首次南极科考队队长的郭琨说：南极建站与否，不是小事情，它关乎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

　　有作为方能有地位。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决定：派出科考队，为中华民族在冰雪大洲探寻一块落脚地！

　　在当时的条件下，完成这一使命谈何容易？有人说：天上之难，莫过于太空旅行；地上之难，莫过于叩访南极。中国首航南极编队总指挥陈德鸿，如今已年近8旬，他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经历，依然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首航南极，历尽艰险。“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多次遭遇强风暴，万吨巨轮在波峰浪谷间“扭秧歌”……建长城站，更是艰苦卓绝。为建码头，海军官兵、科考人员组成突击队，轮番跳入刺骨的冰水中打钢钎。为避免冻伤，队员们每隔10分钟就要上岸取暖……经过500多名勇士一个多月的奋战，长城站终于拔地而起。在长城站落成典礼上，站长郭琨动情地说：“海军J121船是建站的突击队、建站的生力军、建站的坚强后盾，308名海军官兵在建站中立下了大功。”

　　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没有建在南极大陆上。对此，陈德鸿说，那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破冰船，无法登上南极大陆。然而正是长城站的建立和首次科考的实施，开辟了中国南极科考新时代。在完成首次科考的当年10月，我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正式取得了南极事务的投票权。借助长城站这个“桥头堡”，我国先后完成了南极科考“三级跳”，建成南极圈内的中山站和南极冰盖最高点的昆仑站。期间，我们的极地科考船也经历了“向阳红10号”普通船——“极地号”抗冰船——“雪龙号”破冰船的升级换代。在先后25次南极科学考察中，取得了南极磷虾复眼研究、格罗夫山陨石回收等举世瞩目的成果。

　　“没有首次科考，就没有我国今天的南极科考大国地位。”刘小汉说，“随着昆仑站的建成，我们将钻取世界上最长的冰芯，揭开一百万年以上的地球气候变化奥秘。”

　　在南极科考的价值没有充分显现的时候，有人把它视为一步“闲棋”。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块“无主之地”，南极1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广大的周边海域，到底蕴藏着多少资源？到底有多大价值？各国对此认知日渐清醒。

　　正如国家海洋局一位领导所言：“在南极，科学研究不仅是学术问题，它还与国家利益密切相连。南极科考的重要目的，就是争取和维护国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