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从中国历史看加强武备与发展生产的关系

　　是加强武备(剑)还是发展生产(犁)？抑或是二者并重，互为补充？这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从历史上看，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和回答，关系着政权的存亡，民族的兴衰。

　　春秋战国时代，对剑与犁的掌控和把握，就区分了各诸侯国的强弱和高下。在春秋时代不义之战多如牛毛，成百的小国在为战而战中，忘记了积蓄自身的力量，忘记了“犁”的重要作用，最终落得被兼并的命运。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却普遍注重耕战一体，积累财富，扩充实力，逐渐在诸侯争霸中走向崛起。尤其是秦国这个春秋时代地处西隅的小国，通过商鞅变法，推行军功爵制、废井田开阡陌，让剑与犁紧密结合，国力逐渐强大，积累了争霸资本。

　　秦统一六国后，一方面，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的大业，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统治之忧和生存危机也不断敲打着统治者紧绷的神经。在对内统治上，担心民众的起义和反抗，“尽收天下之兵以集咸阳，铸金人十二”，压制武学的传承和发展，极大地削弱了华夏民族曾经盛极一时的尚武精神。在文化上，焚书坑儒的实行，切断了文明延续的血脉，许多绝学就此绝迹。秦帝国一度文武俱废，愚民政策登峰造极。面对犬戎、匈奴等外敌入侵的威胁，秦帝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防御工事的建设——修筑

长城。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已经超出了秦帝国的承受能力，生产发展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很快被消耗殆尽，国家的军事征用和徭役负担，也超出了百姓的忍耐极限。在剑与犁的矛盾冲突中，秦至二世而亡。

　　西汉时期，对剑与犁的认识，在一场著名的争论中得到深化。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强力主张盐铁官营，坚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中央政权手中，奠定摧毁分裂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防患于未然。他还振聋发聩地提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备战思想，打碎了腐儒们的和平迷梦。正是在桑弘羊的竭力推动下，国家的府库和兵马同时得到增强，为最终打败匈奴做好了军事和物质上的全面准备。

　　在处理剑与犁的关系问题上，宋朝的衰亡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在政治上，宋朝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相当完善的文官管理政治体制；经济上，宋朝的封建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科技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三项集中在宋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明、文化已达到很高程度的宋代，军事上却一塌糊涂。宋朝虽有一百多万常备军，但却是一支孱弱的军队，面对辽和西夏的威胁，屡战屡败，鲜有胜绩。政治上的文官治国，全社会重文轻武，使得军人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经济上的发展成果，也被不合理的兵役制度造成的庞大常备军耗费得所剩无几；科技上的先进发明，在军事上的应用犹如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稳定的战斗力。经济上富足，文化上的发达，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支精良的军队。宋代一直似乎在忙于武备，但却是一个松弛的武备，它一直似乎在磨剑，但这把剑却始终是一把钝剑。

　　历史发展到封建末世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时期，当时中国的国力仍处于世界前列，比较强大，但政治上的保守，必然带来军事上的落后。得天下于弓马之上，于是就迷信弓马之力，思维没有跳出弓马战场的冷兵器时代。清朝后期的八旗子弟，甚至连弓马都已不习，养尊处优，四体不勤，畏马如虎，八旗兵的战斗力之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强敌入侵和人民起义的内忧外患下，清王朝如一座撤除了支柱的大庙轰然倒塌。

　　剑与犁的变奏，在历史这面明镜前，描绘着五彩斑斓的画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探索剑与犁在新时代的和谐变奏，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武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