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这个群岛和英国什么关系

　　第1部分

　　马岛遗恨

　　英国老兵韦斯顿：“我怎么都弄不明白这个群岛和英国有什么关系。”

　　如果撒切尔以外任何英国人的脸能够代表马岛战争的话，西蒙·韦斯顿可能是其中之一。1982年5月24日，当皇家舰队补给船格拉海德爵士号被阿根廷战斗机投下的炸弹击中时，韦斯顿正在船上。

　　当时的韦斯顿年仅20岁，在被部署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之前，他从未听过这个地方。他说：“我那时一派天真无知，但是我还记得我怎么都弄不明白这个群岛和英国有什么关系。这就像是阿根廷突然被卷入了苏格兰北部某个岛屿的纠纷一样。我不是惟一那样想的人———每个人都觉得是这样。”他说：“我们被送到那里去完成任务，不幸的是，我没有很多时间来完成它，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的国家负了伤。”1982年5月24日那天的交战导致韦斯顿全身面积46%烧伤。25年来，韦斯顿受伤、幸存和痊愈的故事从未被宣传为英雄事迹，他很快就成为了英国政府和军方不闻不问的众多老兵之一。韦斯顿说：“那是因为，政府最不希望人们看到的就是像我这样被毁容的士兵。”自马岛战争之后，死于自杀的马岛退伍军人比当年死于战场的人还多。许多老兵患上了外伤后压力紊乱症。韦斯顿也是其中之一。2002年，英国政府由于拒绝为老兵战后遗留症承担责任而被告上了法庭，谈到这件事，韦斯顿说：“政府声称他们不知道老兵们在遭受外伤后压力紊乱症之苦，我认为这难以置信。一切最终都是政治。”现在，韦斯顿的外伤后压力紊乱症已经痊愈，但是回忆自己在战斗中被烧伤的经历，他说，“那些记忆仍然清晰。我似乎已经超越了那一切，然而对于我认识的其他老兵来说，那仍然是活生生的严酷考验。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外伤后压力紊乱症是在开玩笑，但是我知道那些罹患此症的人们的痛苦。”

　　英国前国防大臣诺特：

　　“我痛恨把士兵送往战场的主意。”

　　约翰·诺特出身行伍，见证了英国殖民统治被逐出东南亚的历史。今天他承认说：“我了解军队生活，而且当然地，我痛恨把士兵送往战场的主意。”1981年，就在约翰·诺特想要结束他在英国国防部的职业生涯时，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却任命他为国防大臣，他上任的当务之急就是平衡国防开支。诺特回忆说：“国防部无法再开出支票，我必须找出原因，因此我被迫进行了防务审查。”他发现，英国的海军计划过于庞大，而冷战需要英国海军重点发展空中和潜艇部队。为此，英国开始削减水面部队，第一艘被裁掉的军舰就是南极地区巡逻舰“忍耐”号。这一军舰原本是英军在南大西洋地区存在的标志之一，它的突然退役使阿根廷军方认为，英国不再关注对南大西洋属国的保卫。诺特说：“加尔铁里和他的军政府处在可怕的经济困境中，他们需要显示力量，这导致了冲突。”当1982年3月19日，阿根廷斯科蒂斯公司60人把阿根廷国旗插上南乔治亚岛时，诺特大吃一惊。但是他并未过于担忧，“我们需要让他们离开，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严重的危机。”英国当时主要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冷战上。

　　直到马岛战争爆发前3天，英国情报人员向诺特报告可能出现的危险情况时，他感到自己极为愚蠢。而当外交大臣卡灵顿提出辞呈时，诺特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但是撒切尔首相只接受了一个辞呈，诺特被留下来进行这场战争。

　　诺特将其称为“极具风险的任务”。他认为自己很自信，但是他也总忍不住想起1956年英国失去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事件，特别是在阿根廷击沉军用物资船“大西洋搬运者”号之后。最后英国获得了马岛战争的胜利，而1983年撒切尔再度当选后，诺特宣布辞职退休。

　　今天回忆起这段历史，诺特认为，正是在这片偏远小群岛上的战争拯救了英国。“我们经历了好几代的衰落，我们的政府就是关于衰落的政治。

　　接着某些事情发生了，相当偶然，但是向世界显示了英国人还能取胜。”

　　英国议员达莱尔：

　　“我被扔出了议会下院，因为我逮住了撒切尔夫人的谎言。”

　　塔姆·达莱尔出生在苏格兰的贵族家庭。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时，他是该学院保守党联合会的主席，但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后，达莱尔转向了工党。作为议员，达莱尔是保守党和工党联合讨伐的对象，仅在1978年和1979年，他就本着自己的良心投票反对他所属的工党政府多达100次。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上台、马岛出现危机时，达莱尔是英国政坛少数预见到战争的人之一，并且成为了最有力的反战者。

　　“我大声疾呼，”达莱尔回忆说，“因为我对其知之甚多。我曾在1976年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巴西。一天晚上我们与里约热内卢市长、海军上将法利亚·利马共进晚餐，他对我说：“你必须意识到马尔维纳斯群岛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比一个8000英里外的欧洲国家更密切。”6年后，在英阿之间的敌对开始出现时，撒切尔首相表示她愿意会见任何有疑问的议员，达莱尔成为了惟一一个去见她的人。对达莱尔的反对，撒切尔开始还能平静以对，后来她变得越来越激动。

　　于是达莱尔回到同事中间，告诉他们：“她想要战争，她不愿放弃军事胜利。”随着战争的推进，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英国皇家海军核潜艇“征服者”号击沉导致了阿根廷大约300人死亡，这也是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伤亡最惨重的一役。这一事件发生后，达莱尔成为了第一个指责这是犯罪的英国议员，因为当时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实际上正在驶离马尔维纳斯群岛。由于提出这一事实，达莱尔2次被英国议会下院驱逐。

　　“我被扔了出去，”他说，“因为我逮住了撒切尔夫人的谎言，而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谎言———她说她在发布开火命令之前还不知道秘鲁提出的和平方案。”在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前一天，秘鲁总统贝劳德·特里向加尔铁里提出了一项和平方案，就在阿根廷军政府考虑这一方案时，贝尔格拉诺号被击沉了。“她(撒切尔)不想要和平，因为那样的话她就无法获得她的胜利了，”达莱尔说。

　　英国反战教师古尔德：“如果我错了，到现在它应该被发现了。但是我一步也没走错。”地理教师戴安娜·古尔德至今还被认为是反对马岛战争的英雄之一，特别是反对击沉贝尔格拉诺号。就在马岛战争结束后的1983年5月，英国大选前夕，玛格丽特·撒切尔参加了英国广播公司的直播电视节目“现场”，并同意接受公众提问。

　　古尔德打进了电话，并在接通演播室时直率地向撒切尔提出问题：“为什么，当阿根廷战舰贝尔格拉诺号处在特别水域以外并且事实上正驶离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时，你要发出击沉它的命令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撒切尔夫人在节目中与古尔德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口头交锋，她们争辩着贝尔格拉诺号的航海方位以及是否会对英军构成威胁。古尔德不时重复：“不，撒切尔夫人。”或“你做得不够好，撒切尔夫人。”英国媒体后来评论说，即使7年后撒切尔夫人被迫下台时，也不曾如此受到冒犯。

　　今天，81岁的古尔德身体不佳，其坚定态度却不减当年。“我坚持我曾经说过的或写过的，它们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错了，到现在它也该被发现了。但是我一步也没走错。”

　　阿根廷老兵：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那几个月给我们留下了一生的印记。”

　　20名阿根廷中年男子每周二晚上都会在阿根廷港口城市拉普拉塔的一间小屋子里。

　　他们互相问候拥抱，好像他们已经多年未见一样。然后他们围着一张长桌而坐，分享盛在马口铁器皿中的食物。他们的晚餐很简单，多数时候是通心粉配廉价

　　从来没人会忘记出席这一周一次的晚餐，20多年来，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仪式。他们曾共同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而战，马岛战争的经历把他们团结到一起。

　　他们曾在挖掘泥泞战壕时小心翼翼地保护仅有的饼干，他们曾偷偷从岛上居民那里偷羊，由于不能生火，他们就生吃羊肉。45岁的诺伯托·桑托斯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那几个月给我们留下了一生的印记。”1982年4月8日，18岁的桑托斯被派往马尔维纳斯群岛参战。那时候的桑托斯年轻强壮，体重86公斤。两个月后，他瘦得皮包骨头。

　　他和他的同伴夜以继日地呆在泥浆和战壕里。在一次袭击中，桑托的左臂被炸断，他的同伴向他胸口开了一枪试图结束他的痛苦，但是这两处重伤都没有夺走他的生命。

　　寒冷的天气阻止了伤口感染，桑托斯活了下来。战争结束后，桑托斯在巴塔哥尼亚

　　44岁的加布里尔·萨加斯伏姆则由于长期呆在寒冷的战壕里失去了双足。阿根廷军方仓促征兵开战时，没有准备充足的物资，士兵们连军靴都不够。对阿根廷来说，这场战争是临时准备的。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在当时阿根廷经济恶化的情况下，马岛之战暂时转移了国内的视线。1982年3月30日，阿根廷举行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抗议。3天之后，阿根廷政府和军方决定派兵在马岛登陆，寻求收回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马岛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结束后很多年，老兵们都无人过问，作为战败者的他们多年来生活窘困。1991年之前，阿根廷的马岛战争老兵们没有退休金，许多老兵甚至只有用乞讨来的钱购买轮椅和安装假肢。为了从政府那里获得经济补助，他们走上街头发出呼吁。1991年，梅内姆政府批准为马岛战争老兵提供相当于最低工资一半的战争津贴。之后的几年，老兵们逐渐确保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他们还建立起自己的协会。桑托斯也清理出一间车库，和他的老战友每周在此聚会，分享战时的经历和感受，“这些聚会是一种集体疗伤。”多数老兵希望再次前往当年他们为之战斗但是最后遭到失败的岛屿，去拜访那些长眠在岛上的战友。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一次旅程过于昂贵和复杂。他们惟一可以乘坐的航班是从智利出发的。

　　老兵埃内斯托·阿隆索去年11月和另外两名战友一起在智利国家电视台的赞助下重返了马岛首府斯坦利港。在决战之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龙岗山，他爬进了当年他曾藏身的同一个泥坑。在那里，阿隆索找到了他当年扔在那儿的已经生锈的军用餐具和军用水壶，这两件纪念品现在放在他家里。

　　他还巧遇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女儿凯罗尔·撒切尔，她在斯坦利港拍摄一部纪念马岛战争的纪录片。在凯罗尔·撒切尔的摄像机镜头前，阿隆索与英军老兵们站在一起。这些他当年的敌人如今挂满了勋章，他们问阿隆索：“你的勋章在哪里？”另一名51岁的阿根廷老兵韦雷兹则站在274名战友的坟墓前，凝视着成排的白色十字架。“我来这儿找我的朋友。”他说，“我来这儿也是为了找回另一半丢失在1982年的自己，找回我的灵魂并且埋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