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关键在中美日良性互动

　　安倍首相成功访华后，中日关系打破了政治僵局。如何构筑“战略互惠关系”，提上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

　　日本接受了“战略”一词

　　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是日本最高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上明确使用“战略”一词，因而是其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日本曾长期拒绝在中日关系中使用“战略”一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大国纷纷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是否也要建立这种关系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日本舆论曾作出两种相互矛盾的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反对以“战略”概念界定对华关系。日语中的“战略”一词带有浓厚的“军事”或“策略”的涵义。因此日方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颇为踌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国对“日中联手”的猜疑；二是不愿按中方意图为日中关系做出定位，三是认为日中间尚不具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中方则把“战略伙伴”理解为长远的、全局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它既不同于日方所理解的策略性合作，也不能单纯归结为军事合作。这里不仅反映了两国理解“战略”一词的语言差异，而且也确实反映了

中日关系不同于中俄、中美、中法等其他大国关系的特点。说到底，日本之所以如此忌讳使用“中日战略伙伴”概念，主要是因为日本采取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路线，不愿与中国建立与日美同盟处于同等档次的关系。

　　第二种反应是，认为中方在有意把日本排除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对象之外。其实，中方对与日方建立这种关系不曾有异议，只是因日方消极才同意不在中日关系中使用“战略”这一字眼。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前在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日方就曾拒绝采纳“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据当时日本各界反应，“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而不能使日中关系与其平起平坐。人们记忆犹新，近几年日本政府又曾极力回避“战略”一词而把中日战略对话称作“综合政策对话”。

　　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看出，安倍首相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无疑是显著提升对华关系档次的重要政治决断。据传闻，连日本政府各部也对此缺乏心理准备。显然，如何使这一新的定位从字面落实到实践上，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共同课题。

　　关键是中美日能否良性互动

　　中日能否走向“战略互惠关系”，首先取决于日本能否妥善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以及中美日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对日本来说，对美、对华关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难掌握平衡的两对双边关系。在古代，中国曾是日本引进文字、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最重要国家。在当代，美国是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最为依赖的国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顶”握手，是日本最为担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是日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没有在日本停留，使日本再次感到美国对日本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日本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这俨然是一次小型的“克林顿冲击”。2005年以来，布什政权敦促小泉改善过度恶化的对华关系。这一含蓄的“布什冲击”，是促使安倍上台伊始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态势是：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保持对华优势，在此前提下渐进地推进对华战略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对华关系来逐渐减少对美依赖。从中国的视角看，日本把日美关系置于日中关系之上，中日战略对话就只能是有限范围内的小心翼翼的试探，甚至可能成为日本“战略对话为名，实现经济利益为实”的手段。对日本而言，没有日中和解的“脱美”是充满风险的；对中国而言，日美同盟高压下的日中对话则难以成为真正的战略对话。

　　对美国而言，中日关系密切到超越美日关系的地步是难以容忍的。但中日关系如小泉执政时期那样剑拔弩张，也很令其提心吊胆。中日最好是既不近也不离，争相向美国示好。

　　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的外交结构。其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

　　近来，“日美中应建立正三角形关系”的主张在日本重新抬头。这表明，安倍主张日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确有社会基础。无独有偶，最近美国一些专家也主张“中日对美国都重要”，其一些智库中亦出现了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的动向。

　　中美日关系摆脱“二对一”心理诱惑而进入良性互动轨道，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三国利益的最佳状态，同时也是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正道。

　　笔者曾在2001年写道：“中日战略关系存在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未能实现对华战略和解；反过来，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日中战略信任，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安心。今后，中日两国只能共同致力于消除战略疑虑，增进相互信赖，谋求解开两国间‘战略死结’，才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出路。”如今，这样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吗？

　　如何走向“战略”+“互惠”

　　中日走向“战略互惠”，关键在于“战略”和“互惠”两点上。而“基于共同利益”这一限定词，其实也是“互惠”的同义词。推动“战略”关系，就不应只是推动经济或民间交流等“低层政治”关系，而应推动包括政治与安全关系在内的全方位、全局性的合作关系。

　　“互惠”，就不应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而应是“双赢”或“共赢”。为此，就应在考虑本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时，还要照顾到对方的政治与安全利益。国际政治与安全关系的一种经典模式是，先让对方出牌或妥协而自己却总想留一手，其结果是双方都会受损，陷于“囚徒困境”或“安全困境”。中日要想打破这一经典困境，就必须有一套与传统思维不同的新思路，即要相互信任，共同出牌，同步前进。

　　一是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

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

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要构筑什么“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个意识形态围墙。一些日本“战略专家”津津乐道于陈旧的地缘政治观念，先是牵强地规定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然后渲染“海洋势力必然与大陆势力相对立”。对这些加深“安全困境”的思维和做法，中日应通过战略对话加以排除。

　　二是全面推动各领域的“战略互惠”合作，增进相互信任。中日应继续巩固“消除政治障碍”的成果、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此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鲜核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上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在具体做法上，应把“解铃还须系铃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等细微做法和“战略和解”、“共同发展”等宏观思路结合起来。在具体进程上，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以民促官(还有以经促政、以文促情)等审慎推动和坚持不懈、寻机突破、政治决断等积极姿态相结合。既要立足于审慎的现实主义，即对日本对美安全依赖的现实有一个冷峻的把握；同时又不应放弃积极的理想主义，即要认清中日实现战略和解是日本摆脱排他性同盟政策的必由之路。不因一时难以解决诸矛盾而失去信心，也不因需要长久时日而失去恒心。

　　三是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国民众与舆论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和解进程。应当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日方不应把“战略”概念用作轻描淡写“参拜”问题的烟幕弹，不应使刚刚出现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中方宜充分考虑到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备从容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局。

　　中日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本来就是充满困难的进程。有了心理准备，该进程反而就有可能稳步地得到进展。(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