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着重维护生存利益到着重维护发展利益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彭光谦

　　上世纪末，特别是步入新世纪后，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等的发展变化，我国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与挑战亦发生了很大变化。鉴此，实现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由着重维护国家生存利益向着重维护国家发展利益的转变，是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战略筹谋中已不是什么新问题；在现实的选择和实践中，至少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在实行这个转变。只是现在还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概括，没有明确提出要进行这个转变罢了。

　　维护生存利益曾是重中之重

　　自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迭遭列强瓜分，以致生灵涂炭，国破家亡，国不成国。及至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野蛮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几乎完全覆亡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始终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是人所共知的，也是比较清楚的。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存亡问题也并没有完全解决。先是上世纪50至6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集团，在中国东部构筑新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实行重重包围、封锁和禁运。美军还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台湾当局在美国豢养下，也图谋“反攻大陆”。中国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面临被颠覆、新生的共和国面临全面武装入侵的现实危险。

　　上世纪70至80年代，东部威胁尚未解除，前苏联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又在我东北、西北、华北等“三北”地区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陈兵百万，试图依仗其军事优势，对我发动高速度、大纵深、宽正面的闪电攻势，一举灭亡中国。而且无论是前一个时期，还是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当时的美国还是苏联当局，都曾多次密谋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所以自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新中国始终面临外部势力全面武装入侵的严重威胁，存亡问题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导的重心不能不长期放在维护国家的生存利益上。这是完全正确，也是非常必要的。

　　把重心转到发展利益上

　　星转斗移，时势变迁。冷战结束以来，至少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最明显，也是最重大的，就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全面战争威胁明显下降，由外部势力武装入侵而导致的存亡之忧已不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一方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结构解体，雅尔塔体制崩溃，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巨大的转折性变化，中国长期面临的危及国家生存的战略压力大大缓解。另一方面，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包括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进步，特别是中国建立了包括有效的战略核防卫能力在内的独立完整的国防体系。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已有足够的能力慑止和粉碎任何全面入侵中国的企图。任何外部敌对势力在入侵中国之前都得三思而行。可以说，入侵中国而不受惩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今世界即使某些国家拥有对中国实行毁灭性打击的能力，似乎也还没有看到，那个国家与中国的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以致定下了要用武力摧毁中国的战略决心；还没有看到哪个国家做好了全面入侵中国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可以说，至迟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外敌全面入侵而产生的生存危机已不是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尚不会发生。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生存危机的下降，国家发展利益受到的制约与威胁则相对上升。正如人们看到的，一些外部敌对势力总是不情愿看到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壮大，不甘心在中国的特权地位的丧失。他们在无力剥夺中国的生存权的情况下，开始把对华政策的重心放到削弱乃至剥夺中国的发展权上。例如，尽可能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减少中国战略选择与回旋的余地；尽可能减少中国从世界市场上获取国家发展所必需的战略资源的份额；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台独”、“藏独”、“东土独”等分裂势力，尽可能增加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成本；利用经济技术优势，操纵与扰乱中国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迟滞中国的发展步伐；千方百计阻塞中国从外部世界合法地获取现代军事技术的渠道，剥夺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正当需求；非法挤占中国的海洋国土，掠夺中国的海洋资源，侵蚀中国的海洋权益，削弱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控制中国对外联系的交通枢纽与咽喉航道，扼制中国发展所需的生命线；对中国实行政治渗透与文化渗透，扶植各种反政府、反社会的政治势力，破坏中国的社会稳定，等等。所有这些，虽然不像全面战争那样立即带来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但它也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质量，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态势与前景，直接关系中国的盛衰荣辱。

　　应当说，发展问题实际上也包括了生存问题，两者并无泾渭分明的分界限。说到底，没有发展也就没有生存。国家长期得不到发展，国力日益萎缩，最后也必然走向衰亡。与血腥的屠杀相比，这是一种软性杀戮，或说是慢性谋杀。这种安全威胁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与危害性。而且，处理起来，难度更大，更为棘手。因为在生死存亡的威胁面前，比较容易动员与凝聚军心民心，可以放手一搏，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此次战役损失可以通过另一次战役胜利弥补，可以以广阔的空间换取时间。而发展利益所面临的威胁则不同，它往往不是那样黑白分明，边界不是那样清晰易见，不是人人都能即时直接地感受到它的严重性，各种利益纵横交错，各种矛盾相互纠缠，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投鼠忌器的地方比较多。弄不好会顾此失彼，战略风险相对较大。

　　安全环境的改变，必然要求国家安全战略指导的重心适时相应地作出调整，也就是从过往的维护生存利益为主向维护发展利益为重转变，这不仅是战略指导者注意力和关注点的转变，也是战略指导艺术，战略指导规律的转变。后者与前者相比，战略指导的难度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任务更艰巨、更复杂了，两者的指导规律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例如，在以发展利益为重心的情况下，为保持战略全局的稳定和国家建设大局不受重大冲击，在军事力量的使用上更优先强调的是军事力量的威慑性使用，而不是实战性使用；比以往更加强调预防战争和制止战争，尽可能消弭战端，制止战火于未燃；更加强调一旦战争不可避免，努力控制战局的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纵向与横向的升级与扩大；更加强调以小的代价实现战争目的，尽可能以有利方式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实行战后重建；更加强调重视军事外交的作用，重视以对话代替对抗，重视以相互安全与共同安全代替单方面安全。等等。

　　需要把握的三个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的新现实出发，从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现实入手，精心筹划，精心指导。为此，以下三个问题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前提。物腐而后虫生。发展的威胁虽然表现于外，但应对这种威胁的关节点则在于自身免疫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发展安全问题上的重点在内不在外。只要我们自己不垮，谁也搞不垮我们。苏联、东欧一些政权的垮塌，首先和主要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搞垮的。只要我们能妥善处理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始终保持政治清明、经济健康、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局面，我们就不怕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扰和牵制。即使出现某种非常事态，我们也完全可以处置裕如。

　　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需要国家具有更为坚强的实力，包括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要预防战争、制止战争、保证国家发展环境不被破坏，没有确保打赢战争的实力是做不到的。制止战争、预防战争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主观愿望，而是以坚强的实力为后盾的，它比打赢战争要求更高。在当今世界，强权政治不但远未退出历史舞台，而且还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过于天真浪漫。只能以实力求和平，以备战求避战，以斗争求团结。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进一步建设相应的现代化国防力量，不仅是合理的、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越是想和平，越要加强国防建设。只有具备足够的实力，才能有效排除各种非和平因素的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

　　要高度重视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核心价值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往，在生存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唤起民族忧患意识，容易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大家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

长城”，民心可倚，民气可用。而当生存危机缓解后，在新的环境下，人们则容易解除思想武装。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西方文化东侵，金钱挂帅，物欲横流，容易导致人们心灵的迷失和核心价值观的蜕变。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和代表人类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天人和谐，物我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哲学；重防御、爱和平、求统一的政治理念，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是中华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的精神脊梁。在新的形势下，在新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在醉生梦死的颓废文化、唯利是图的金元文化、个人至上的利己主义文化、尔虞我诈的奸商文化中迷失自我，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涤荡一切腐朽没落文化的污泥浊水，牢固确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示东方优秀文明的无限生命力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