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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产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从被诱骗到被抛弃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03日 22:41 中青在线(来源:青年参考)

  台湾“军情局”为方便结算“抚慰金”,将在大陆服刑的间谍李俊敏宣布“死亡”(相关报道详见2006年12月8日本报23版)的事件刚刚披露不久,香港媒体再度爆料:十几名曾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为台湾卖命、后因搜集情报入狱的港籍间谍,出狱后遭到台湾当局的无情抛弃,晚年生活十分凄惨,他们已准备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

  本报特约记者 贺军仓 于洋

  台湾当局过河拆桥

  滞港台谍要讨公道

  据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从未停止。多年前被台湾“军情局”宣布“死亡”的间谍李俊敏,日前“复活”返台。其家人召开记者会,痛斥台“军情局”对李不闻不问,对家人亦无照顾,要求赔偿,岛内社会为之轰动。这一事件也激发了香港一群晚年生活凄惨的台谍站出来讨公道。

  这群港人曾因做台谍而失去了一切,如今却被台湾当局无情抛弃。他们在香港住公房、领救济,花着香港纳税人的钱,深感愧疚和不安。

  据报道,这批鲜为人知的港人间谍,都曾在监狱里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现年58岁,最年长的82岁,其中,5人领救济,3人住公房,多人靠捡垃圾为生。他们打算组建“两岸关系受难同胞协会”,向台湾当局索赔。据说,71岁的姜建国已被推选为协会的会长。

  据姜建国介绍,当年,他和港人台谍陈景圣(58岁)、周国(82岁)及刚刚获释返台的李俊敏是狱友,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李俊敏获释后,姜建国等人一直想联系这位旧日的狱友,但李俊敏的家人表示“暂不宜联络”。李俊敏的现状令姜建国等人明白,不能单靠个人的力量争取应得的赔偿,于是在香港筹组协会,目前已联络了10多名港人台谍入会,并草拟了协会的章程。

  据称,这些港人台谍获释回港后,大多已失去工作能力。他们也曾多次写信,向台湾当局陈述困难,姜建国和周国还曾致函台“总统府”,要求补偿坐牢期间的薪俸及养老终身俸等,但都石沉大海。

  这两天,香港媒体持续关注此事,陆续披露了这些间谍从被骗到被抛弃的人生悲剧。

  九个月台谍生涯

  痛失三个最爱的女人

  “为台湾出力,令我家破人亡、孤独终老,我真的好后悔。”陈景圣说。短短9个月的特务生涯,改变了他的一生,令他最爱的3个女人先后抱憾而逝,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

  陈景圣出生于上海的大户家庭,有4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陈宣人是个出版商,曾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20世纪40年代,陈景圣一家迁到重庆。陈景圣高中毕业后,到江苏常州市自行车厂任销售员。20世纪80年代到香港定居,在一家上海菜馆任煮面师傅。

  当时,台湾当局在香港派有大批特务。陈景圣进港不久,就被身为国民党少将之子的同事陈启凯盯上,并很快被介绍给台“军情局”香港站中校特务“李先生”。陈景圣随后被委任为少尉,负责搜集情报。据称,陈景圣接受的特工技能培训很“粗糙”,他只认识简单的密码,随后便匆匆上阵。此后,“李先生”每月接见他一至两次,交给他一本“宋词小集”和密码本,让他根据密码在书中寻找任务。为此,陈景圣每月可获得1000元酬金及车马费。

  陈景圣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系副教授,认识一些大陆外交系统的翻译人员,陈景圣遂于1981年4月及6月去上海探望大姐,想借机搜集大陆外交部人事升迁等方面的情报,但没有得手。他不甘心空手回港,便回到常州自行车厂,试图策反自己以前的上司。当年11月底,陈景圣到上海探望妻女时,被公安人员拘捕。陈景圣的妻子不能接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事实,加上亲友舆论的压力,于同年12月抛下年仅3岁的女儿,服毒自杀。1982年6月,陈景圣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控在香港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接受派遣任务,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此后,陈景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由于陈景圣在狱中表现很好,获得了减刑,于1993年11月26日出狱。他出狱后才知道母亲在1984年便已病逝。姐姐告诉他:“妈妈是伤心过度、吐血而死的。”陈景圣得知母亲含恨九泉,不禁放声大哭。

  1994年初,陈景圣返回香港。两年后,他的女儿来港定居,父女俩一起生活,但女儿一直认为是父亲害死了母亲,故从没叫过陈景圣一声“爸爸”。后来,女儿患上了血癌,在医院即将离世时,25岁的她才在电话里叫了陈景圣一声“爸爸”。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只表示“既往不溯”。陈景圣回香港后又写信给“军情局”,但没有回音。

  威逼利诱误上“贼船”

  老来没钱给妻子治病

  此次出任“两岸关系受难同胞协会”会长的姜建国,是台湾“军情局”威逼利诱下的又一个悲剧人物。

  据报道,姜建国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曾在大陆行医。1981年携妻女赴香港发展,在一家企业任贸易部经理。1985年5月,姜建国从大陆购买蚕丝运到台湾,被台当局扣押、充公。姜建国亲自赴台交涉,接待他的竟是台湾“军情局”的特务,他们一面威胁他,说他涉嫌“通共”,一面给他许下种种诺言。姜建国就这样被“军情局”招募。

  1985年,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在台北接受特工训练,此后返回香港执行间谍任务。台“军情局”定期将月薪960美元存入姜建国在台湾的私人账户。1986年,姜建国以投资为名潜入上海,窃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计划,将流水量、水深、仓库位置等详细数据,交给了台湾“军情局”,因此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潜入大连,多次试图以游客的身份接近某军港,在用微型相机拍摄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公安当场抓获。1988年,姜建国被判刑15年。后因在狱中表现不错,获得了减刑,于2001年8月出狱。

  据说,姜建国入狱时,在香港已有妻女,还在上海与一刘姓女子

同居。姜建国获释回港后,妻女已不知去向,住所也被卖掉。姜建国到台当局驻港机构求助,对方让他自谋出路。

  此后,姜建国只能在香港靠救济金勉强维持生活。他坚持打散工,每次找到工作时,他都会主动通知香港政府停发救济金。他还到附近的超市里捡纸皮,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姜建国对媒体说:“我落到这般田地,香港政府和纳税人没有必要养我。台湾有义务照顾和赔偿我!”前不久,他在上海的妻子去香港看他,因盲肠炎入院,由于无钱付手术费,止痛后便匆匆出院,至今仍拖欠医院3000多元医药费。

  为台湾入狱四十年

  八旬老汉靠捡破烂过活

  在这些港人台谍中,周国的晚年生活算是最凄惨的一个。

  据报道,周国1924年出生于上海,有14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上海的盐商,母亲是家庭主妇。1948年,周加入国民党,大陆解放以后,他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来又申请到缅甸加入“反共救国军”,但没有被接纳。返回台湾后,他被“国安局”看中,招募为特工,先后3次接受特工训练。

  1957年,周来到香港,当年12月赴上海搜集情报,被大陆安全部门发现。周感到情况不妙,立刻坐火车从上海到深圳,试图返回香港,结果在路上被公安人员拘捕。1959年3月,周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5年,他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个劳改支队接受劳动改造,因在狱中串联囚犯组织“中华复兴社”,并计划越狱,被送到青海省化隆监狱。

  1982年,周刑满出狱,翌年12月获准返港。由于他持有台湾的身份证件,而且是中校军衔,获补发120多万元新台币的薪俸。1987年2月,周再次潜入广州活动时被抓,因“特务罪”被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5年。2001年,他出狱回港,向台湾当局陈情,要求恢复中校军衔,并领取终身俸,但一直没有人理会。后来,他把那120万元存入银行,靠收取利息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目前,周仍住在香港的公房里。房子非常小,每天他都外出捡垃圾,一日三餐都用

西红柿汤泡馒头对付。这对于一个为台湾当局坐了40年牢的82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中的辛酸常人难以想像。

  参考资料

  提篮桥监狱关了不少台谍

  无论是前不久的李俊敏事件,还是这次的港人台谍控诉台湾当局事件,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媒体都提到了同一个地方:上海提篮桥监狱。

  据上海市地方志网站介绍,提篮桥监狱是由10余幢楼房组成的建筑群,始建于1901年,1903年5月正式启用,后经陆续扩建、改建,到1935年才形成如今的规模。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这座监狱号称“远东第一监狱”。20世纪末,该监狱的一幢6层高的十字监楼,被改造成上海监狱陈列馆,并于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

  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提篮桥监狱关押了不少重刑犯。监狱分为多个监区,囚犯分别被编在大队、中队内。其中,台湾间谍被编在三大队四中队,即“反革命中队”。与普通囚犯相比,反革命罪犯的待遇没有太大差别,但看守较严密,放风的范围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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