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有重大影响的三种事态外，站在全球角度观测，2006年还有一些不能不提到的动向，它们中有的消极阴冷，有的令人鼓舞，传递着相互矛盾的信息，折射出当下世界政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亚非地区一些传统上不太稳定的地区或重燃战火，或既有矛盾加深。2006年，泰国经历了近十五年来第一次军人政变，陆军总司令颂提将军把民选总理他信赶下了台。斯里兰卡依旧是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内战最频繁的国家。尼泊尔是南亚另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和流血之后，国王被迫交权，随之而来出现了新一轮博弈形势。朝鲜半岛及日本海一带，是东亚地区为数不多的麻烦地点之一。围绕朝鲜核问题的谈判在今年停滞不前；被美国金融制裁激怒的朝鲜，向公海区域发射了导弹，并悍然进行核试验；日本与朝鲜的旧怨未解，与韩国之间围绕有争议的岛礁归属问题又产生了新的争执，今年上半年日韩之间甚至一度剑拔弩张。

　　非洲大陆总体上看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非洲这一年的战乱不算多。但非洲国家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贡献有限，尤其在经济上的成绩乏善可陈，如百年前一样，非洲在国际舞台上是不起眼的配角，几十年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回归进程，并没有换来世人所期待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这是世界政治中令人失望的一个现实，是国际权力结构长期扭曲、调适不当的一个结果。

　　一向富庶、安宁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问题和种族矛盾有某种激化的苗头。2005年年底，在澳大利亚，一批以黎巴嫩裔青年为主的澳大利亚穆斯林人，与当地的白人青年之间，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冲突。2006年3-4月间，针对德维尔潘政府出台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案》，有几十所法国大学同时罢课，大批的法国学生走上巴黎街头抗议游行，引起社会各界的担忧。像法国、澳大利亚一样，前面提到的发生在英国伦敦的穆斯林激进青年阴谋炸毁英美班机的未遂事件、发生在美国芝加哥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追随者企图炸毁北美最高建筑的未遂事件，既有种族矛盾和后“9·11”进程的背景，也跟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不景气、尤其是少数族群的生活状态有关。

　　2006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关于“伊斯兰法西斯”的说法，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新教皇本尼迪克特关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十字军圣战”)的判断，更是招致包括欧美地区在内的全球穆斯林民众、知识界和宗教人士的广泛针砭，其冲击波到底持续多长、造成哪些后果，至今尚难充分估量。前面已透视过“新两极”对抗的阴影，在此想补充的是，这一逐渐加深的阴影，不仅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巨大的压力，对国际社会造成不利影响，它同时伤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自身，危及着后者的社会稳定与国际形象。

　　2006年的国际形势，也有让人稍感安心之处。在主要大国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与摩擦，保持了有限却有效的战略沟通，政治和安全关系基本稳定。我认为，观察每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趋势，最重要的判别尺度之一，是主要大国之间的友善或敌对关系。依据这个标准，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总体上仍然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全球影响(不管是政治影响、安全影响或经济贸易方面的影响)的各个大国之间，从各自国家的核心利益出发，保持了战略沟通和对话关系；即使是那些彼此间存在芥蒂的国家之间，在工作层面和技术官僚之间，依然建立起了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降低全面对抗的风险，遏止了矛盾与摩擦的升级。例如，尽管美俄两国媒体和政客互相攻击，一度还传出美国副总统贬损普京执政方针的消息，但两国经贸与战略对话照常进行，八国首脑峰会按预定计划在俄罗斯顺利召开。英国与俄国之间在2006年发生了间谍事件(俄方有关部门抓获了英国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但布莱尔与普京在八国首脑会议上保持了对话，两国在推动能源合作方面也有新的进展。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东亚区域：中国与日本之间，韩国与日本之间，虽然最高领导层之间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无法互访，但在外交部门和其它专业层面却进行着有效的沟通，有效维护着两国经贸和民间往来的重大利益。不光中国与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及整个欧盟之间，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其它大国之间或多或少也有这类协调体制。事实上，以“两手”对“两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这些不止是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业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里主要大国间的默契准则，是它们捍卫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疆域的复杂博弈手法。

　　发展中世界和转型区域的重要枢纽国家，如所谓“金砖四国”(“BRIC”，是英语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第一个字母之组合)，在这一年里平稳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分量有所加大。印度被誉为与中国并提的亚洲成长的“新驱动者”(NEWTRIVER)之一，近年来在核工业发展、卫星和航天探索领域、导弹及远程控制技术、医药和生物工程技术、软件业和汽车工业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进展；普京驾驭的俄罗斯大船近几年一直顺风顺水，苏联解体后一度元气大伤的它恢复迅速。巴西在美洲几十个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有如“鹤立鸡群”。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