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美国人想写中国的长征想了整整46年。1984年，他终于得偿所愿以75岁的高龄来到中国，并带着心脏起搏器走完了整个长征路。最终他将所见所闻凝成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一个美国老头儿和他的“长征”故事——访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张援远

　　秦晓鹰

　　1984年，为了撰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史实，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专程来华。其间，张援远全程担任索尔兹伯里的陪同译员。当我问张援远的所见所闻所感时，他的身躯晃动起来，那因工作之繁、之烦造成的倦怠神情一扫而光，声音也变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

　　张援远告诉我，索尔兹伯里想写中国的长征由来已久。最初激起他好奇与热情的是他所钦佩的埃德加·斯诺。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译名《西行漫记》)刚一出版，索尔兹伯里就被书中多次提到的长征诱惑得着了迷。特别是斯诺的一句话更是把当时仅29岁的索尔兹伯里的好奇与热情“煽”到了极致。斯诺这样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后来对张援远说，就是从那时起，他就决心作斯诺说的那个“人”。至于等到斯诺说的“总有一天”的那一天，却让他足足盼了46年！

　　“他在这46年中，难道没有作过来华专访的努力吗？”“怎么没有……”此时，张援远停下来，像在整理思路，又像在故意吊起听者的胃口。我只好静静地等他开口，再静静地、细细地记下来。

　　索尔兹伯里立下宏愿后，最初无法来华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战地记者，他的“哨位”是在苏德战场。当时他的足迹深入到各个战场的前线。他的那部名著《列宁格勒被困900天》成了外国人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经典之作。战火赋予他强烈的爱憎、犀利的笔锋，当然也留下了未能来中国的遗憾。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访苏。索尔兹伯里作为《纽约时报》驻苏记者参加了苏方的欢迎宴会。然而，不久毛泽东竟然在苏联的媒体中“消失”了。索尔兹伯里敏锐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便以此写下分析文章，发往美国。苏联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在那样一个敏感的时刻以及处在后来出现的东西方对峙的冷战中，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后来升为副总编辑)怎么可能实现夙愿呢？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团而来的索尔兹伯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第一次“天真”地向周恩来提出请求写长征的愿望。索尔兹伯里后来也自嘲地写道：“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是的，1972年随总统访华，对索尔兹伯里来说，真是“无功而返”。

　　1983年，索尔兹伯里在《中国日报》看到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名叫汉森的71岁的外国人乘巴士、吉普和飞机周游中国，这让他久埋的心愿又像薪炭遇火一样腾地燃烧起来。他立刻写信给中国使馆和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朋友”，请求转告他的强烈愿望。

　　索尔兹伯里的妻子夏洛特在她的书中这样描述了那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8月17日。

　　一名男子从中国使馆打来电话找哈里森，当时他正好出去了。当天哈里森就给那个人回了电话。后来，哈里森告诉我说，中国邀请我们前往，作一次沿长征路线的旅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哈里森知道我对此事不像他那样热情。如果我不去，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前往。他大声说着：“我简直不能想象，这世上还有什么比长征更绝妙更刺激的事情！”

　　于是，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带着妻子夏洛特，再加上他的老朋友谢伟思，一起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期望40多年的“长征”。

　　“在西昌，老爷子的心脏病犯了，结果立即乘飞机到成都抢救，险些丧命。”

　　张援远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长征对作为红军后代的他来说似乎并不陌生。可是，当他陪同索尔兹伯里一行真的踏上长征路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夏洛特女士那句“这是疯狂之举”的话的确有些道理。说到这儿，张援远脸上露出了钦敬之情。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多年欠账”的公路、铁路有不少地段年久失修。本来就因地形特点而弯弯曲曲的湘、鄂、川、黔、滇、甘、陕的路况就更加恶劣了。然而，这些都挡不住索尔兹伯里这位老人。

　　“这老头儿可不得了！”张援远在接下去的介绍中，常常用“老头儿”、“老爷子”这种中国式的爱称。“怎么不得了？”

　　“那是一个真正的老人团呀！索尔兹伯里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上还有心脏起搏器呢！”老头儿当时75岁，谢伟思74岁，夏洛特再有两星期就70岁！

　　索尔兹伯里选择的采访路线几乎就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的部分地区。索尔兹伯里拒绝了各地政府提供的小轿车，只坐面包车或吉普车。虽然坐这种车对人的腰、腿、背都是一种“考验”，但好处是坐的人多，可以随时在车上开咨询会、座谈会。因为道路十分颠簸，老爷子只能在车上记个梗概。他的笔记本上又是文字又是符号又是数字，还有莫名其妙的涂鸦，简直就像天书。尽管各地政府对这位老外都极为照顾，但因为那时条件限制，也常常会有许多让这几个外国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他们喝不惯当地的水，只好喝自己带来的瓶装矿泉水，一瓶水传来传去，几个人对着嘴喝……面对着漫长崎岖的路途，老爷子疲惫困乏的身体有时真感到难以支撑。每到这时，老爷子那种当战地记者锤炼出的意志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会显露出来。

　　“这老头儿还真有点‘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的精神。他一路上总是对我们说，中国红军男女完全靠徒步走下来的，我们呢？又有吉普车又有面包车，还有指挥车开道，已经很不错了。”张援远还记得索尔兹伯里在路上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过，“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索尔兹伯里真正开始“战斗”的时间是晚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伴着窗外的山风和虫鸣，索尔兹伯里那台在苏德战场上就用的旧式打字机便噼噼啪啪响起来。他细细整理着白天的记录，小本上的一切数字符号草图此时都变成了流畅的文字，就连沿途所见的风俗风景也一一写了进去。陪同他的中方人员———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和翻译张援远歇息了，谢伟思睡了，连夏洛特也进入了梦乡，只有索尔兹伯里和他的打字机还在工作。

　　“这是在玩命呀。”听到这里，我不禁脱口而出。

　　“的确是，所以走到西昌时，差点出了大事。”张援远解释说，“在那里，老爷子的心脏病犯了，结果立即乘飞机到成都抢救，险些丧命。”

　　“后来呢？”“后来，病情稳定后，他又坚决要求重返。我们怎么劝都不行，只好依了他，又继续走。这么走了整整3个月，才算结束了全部行程。”

　　“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

　　回北京之后，索尔兹伯里又马不停蹄地逐一采访了许多当年红军的指战员，其中包括著名的红军将领李先念、肖克、杨成武、肖华、程子华、李一氓、姬鹏飞等等，也走访了几十位普通的红军老战士、老船工、老赤卫队员。接着他便带着几箱子的资料、图片、照片和笔记本离华返美。第二年，索尔兹伯里的书稿写成。让他大大出乎意料的是，中方有关部门在翻阅他的手稿后，竟没有对某些十分敏感的章节增删任何内容，只对人名、地名和数字作了校正。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些奇怪地问张援远。张援远回答说：“一个是思想解放嘛！另一个原因听说是中央有人发话，要允许外国人用自己的观点和眼光来看待中国革命嘛！”

　　结果，索尔兹伯里的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于1985年正式出版并大获成功。它被迅速翻译为17种不同国家的文字，风靡了全球。这一次索尔兹伯里真的如愿以偿了。

　　本来采访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张援远下面的介绍却使我欲罢不能。张援远的声音渐渐变得深沉———

　　索尔兹伯里写完《长征》一书后，仍十分密切地关注、关心着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发表后，已近85岁的索尔兹伯里希望能再次访华。1993年3月，他在给一位中国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这次去中国要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沿着邓小平南巡的路线走一走，看看广东、深圳和上海……”

　　这一次，他的愿望只能变成遗愿了。因为在发信后的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按照索尔兹伯里的生前嘱托，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送给了儿子，而那个伴随他走完长征写完长征的心脏起搏器则送给了中国。当1993年5月张援远把这件遗物转交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时，在场的许多人眼圈都红了。此时此刻人们似乎都在默诵着他的一段文字：

　　长征，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转载自《军营文化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