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有过一段特殊历史的国家，日本的转身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警觉，特别是这种转身在时间上刚好与中国开始和平崛起、俄罗斯的战略整合及朝鲜的困境突围相重叠。

　　撰稿／刘柠

　　11月30日，日本《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获众议院通过，被提

交参议院表决。这两部法案旨在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把国际维和行动从目前的自卫队“附带任务”定位为“本来任务”。因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对此持赞成态度，而执政联盟的自民、公明两党加民主党在参院拥有90%以上的席位，修正案会获得参院通过已无悬念。

　　如无意外，明年1月，防卫厅大门前的牌匾就将变为“防卫省”，防卫厅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将被画上句号。

　　与此同时，自卫队将获得某种程度的“松绑”。而“松绑”的结果，是否会蚕食日本宪法，使其更加“空心化”？或者干脆对“和平宪法”本身动刀，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集体自卫权行使合法化，乃至修改“专守防卫”原则，甚至宪法第九条？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日本调整安保路线的一举一动。

　　“厅”与“省”有何不同

　　“厅”与“省”到底有何不同，日本政府为何如此看重升格问题？

　　首先，防卫厅作为直属内阁府的局级职能机构，其行政首长防卫厅长官无法就国家防卫政策和厅内人事安排直接提交内阁会议审议，必须先经过首相批准。而升“省”后，就可以跟外相等“省”的大臣一样，把待审议内容直接提交内阁会议审议、表决，也有权向财务相直接请求政府预算。

　　其次，日本是非常在意海外形象的国家。他国政府的防卫、国防机构编制都是“省”(相当于我国的部，ministry)，而日本是“厅”(相当于我国的“局”，agency)，给人以“低人一等”的感觉。在与外国举行防卫问题交涉或防卫交流时，总要向对方说明实际上相当于“省”。日本官员觉得这样比较“累”，既不利于外国同行的理解，也不利于自卫队员的“士气高扬”。

　　再有，在制定诸如《PKO法案》(海外派兵法)和《周边事态法》等法案的过程中，顾及美方意愿，相关工作由外务省来主导，但实际派遣的是防卫厅管辖的自卫队，围绕武器使用等问题，防卫厅与外务省常常形成对立。因此，作为政策职能机关，从对某些特定问题国内调整的需要出发，有必要与外务省“同格”。

　　但是，在当初防卫厅设置问题上，有一个不容忽视、更不容忘却的重要理由：日本防卫政策的策定，须经防卫厅长官和首相双重把关。基于战前议会政府对军部约束不利，导致军部“暴走”，从而使国家民族濒于毁灭边缘的惨痛教训，战后，日本本着“和平宪法”的精神，不拥有军队，只保有用于自卫的自卫队，并严格遵循“文民统制”(Civilian Control，即对军人的指挥、控制权归文职)原则，这才有了战后在国际社会“和平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

　　去年，世界各国均举行了战后60年的纪念活动。但就所谓“战后60年”的措辞问题，日本诗人长田弘在其著作《智慧悲哀的年代》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不是“不战60年”呢？“从昭和战争败北，决定不要战争开始，我们度过了不选择战争的‘不战60年’。这种纪年方式，作为对这个国家没有战争的这60年的计算，无疑更合适些。”

　　坚决走和平主义道路，重心不置于军事，是战后出发的“新日本”的存在象征。因此，作为国家的防卫机构，不是“国防省”或“防卫省”，而定位于“防卫厅”，亦是基于同样理念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防卫厅升“省”难道只是一个单纯的称谓变更、行政编制调整的问题吗？这会不会撼动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基础？

　　对此，日本政府和执政党高官出面解释说：即使升格为“省”，跟以前也没有本质不同；让我们的国防机关更加名正言顺，让自卫队员更加自豪；机构称谓变更，并不等于战前军国主义复活……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战后，日本在反省惨痛的战争历史的基础上，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成就了和平崛起的奇迹。这条坎坷曲折的国家道路本身，就是战后日本社会民主化的成果，体现了日本国民的民心所向，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没有改变。如此来之不易的制度性遗产，不能像换件上衣似的，说换就换。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防卫厅设置法》修正案在小泉内阁时代就已提出，却迟迟未予正式审议。事实上，该法案运作的具体化，是在安倍接班之后。

　　升“省”动议非自今日始

　　其实，日本政界关于防卫厅升格的动议并非始自今日。从防卫厅创设的1954年开始，类似的声音始终不绝于耳。1964年，池田(勇人)内阁曾在内阁会议通过升“省”法案。但由于冷战时代，日本政坛呈“保(守)革(命)对决”的两分态势，旧社会党等左派势力力主“非武装中立”、“自卫队违宪”，影响力不容小觑。所以，法案遭遇左翼猛烈阻击，未能提交议会而流产。

　　1994年，羽田(孜)内阁再度出台升“省”法案。但到了1997年，在桥本(龙太郎)首相主导的“省厅再编”计划中，却做出了“继续现行的防卫厅”的决定；2001年，自民党成功地把升“省”法案提交众院，但尚未等到表决，众院便被解散，法案也成为废案。就这样，防卫厅升格问题成了长期未决的悬案。

　　但是，出于政府各省厅间利益争夺的现实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出于某种政治理念)，一些防卫厅官员及力挺防卫厅的“防卫族”议会势力始终对升格问题念兹在兹，耿耿于怀：在防卫厅自己编印的《让防卫厅成为省》的小册子里，作为升格的理由，不惜跟外国国防机构对比，不厌其详地向国民阐述为什么“厅”(agency)不如“省”(ministry)；日本学者、评论家藤末健三说跟防卫厅官员谈话，让他感有种防卫厅特有的“脾气”，明显跟与其他省厅官员交流时的感觉不一样，他把这种脾气归为某种源自“厅”的压抑感。

　　不仅如此，甚至在政府内部，也流传着一种对防卫厅的奚落，称其为“自卫队管理厅”。主要是出于对防卫厅内部“西装组”(指文职官员)统制“制服组”(指在防卫厅工作的自卫队长官)现象的不满，其诉求是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国家安全保障机构。这种主张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它挑战了“文民统制”原则，而这个原则的实质，说白了，是武装力量的国家化。

　　谋求问题的根本解决

　　总的来说，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国家防卫政策和自卫队问题基本上呈“过敏”状态，上个世纪60年代末如火如荼的反安保运动即是明证，其背景是战后反国家主义的左翼社会思潮。冷战终结是一个转折点，用一名防卫厅官员的话说：自卫队好歹算成了能使的部队。从1991年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开始，海外派兵已实施多次。在国内，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救灾行动，加深了日本国民对自卫队的理解。2001年，借美国全球反恐战略，小泉政府大力推进日美同盟；直至2003年出台了《伊拉克特别措置法》，自卫队的“活跃在海外的部队”的印象开始在国民心中扎根、定型。可以说，正是15年来自卫队的足迹渐行渐远，才使日本国民逐渐“脱敏”，也构成了此番动议防卫厅升格的社会基础。用安倍内阁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的话来说，“自卫队呈走向世界的状况，防卫省的定位恰如其分”。

　　毋庸讳言，防卫厅升格问题几乎必然导致基于改宪前提下的“自卫军”设置问题和所谓自卫队的“国际贡献”问题，而后两者则会加剧国际社会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担忧及由此而引发的地区紧张。从根本上说，包括防卫厅升“省”议题在内，其实无非是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目标的一环。

　　一个国家在经历了战后60余年的和平发展之后，面对新的国际环境，需要改革，需要对包括防卫体制在内的政策环境进行调整，以适应转型中的国内形势和急剧蜕变的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新图谱，这基本上是其内政问题，本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曾有过一段特殊历史的国家，日本的转身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警觉，特别是这种转身在时间上刚好与中国开始和平崛起、俄罗斯的战略整合及朝鲜的困境突围相重叠，如何与周边国家“调整”，取得后者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日本“普通国家化”战略目标的实质，更多的诉求必须诉诸国际社会而不是国内，这种“调整”绝非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

　　在这种情况下，是小步微调，集腋成裘，尽量减少震荡的幅度，还是一步或数步到位，宁愿承受大幅震荡的代价，是日本需要三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