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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保明 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的召开和训练转变任务的提出，对院校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解决院校教育中的突出矛盾显得日益紧迫。院校教育改革必须坚持位于局部而不囿于局部，面对矛盾而不加剧矛盾，致力发展而不盲目发展，积极寻求与训练转变相适应的科学发展途径。
更新人才培养机制。任职教育院校职能“超越”，根本原因在于，只看到院校单一
环节而忽略了系统整体对培养人才的综合作用，因而一直未能从体制政策上解决问题。胡主席曾明确指出：“要根据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各类岗位需求，强化院校和部队合力育人，加大开放式培养力度，建立完善以提高能力为核心、培训与使用紧密结合的人才全程培养机制”。这就清楚说明，“训”和“用”同为人才培养的主要环节，人才培养不能只靠院校一个渠道，而要靠训、用一体的全过程来完成。这是对指挥人才培养规律认识的深化。破除“毕业=人才”的传统观念，充分发挥院校教育和岗位任职对人才培养的整合作用，建立符合指挥人才生长规律的新型培养机制，可以从源头上扭转院校职能无序的趋势，体现远近兼顾、适度拓展的阶段特色。一是在办学指导上，坚持机制环境与人才需求兼顾，以人才需求为主，满足军事训练转变紧迫的人才需求，量力向基地、任职岗位的实践职能延伸，主动弥补机制缺陷。二是在培养目标上，坚持基础与能力并重，以能力培养为主，把能力作为人才标准的主要尺度，尽可能增强人才规格与岗位需求的贴近度。三是在自身建设上，坚持规模与效益同步，以提高效益为主，强化规模为效益服务的要求。
突出任职教育特色。发挥国民教育优势，是新形势下加强我军人才建设的有效举措。但这一举措在促进军队院校学历教育的同时，也淡化了军事职业教育特色。其表现：一是与军事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矛盾大。很多普通高等教育通行的做法，如“大师主导论”、“精品主导论”，在军队很难苟同。军事科学是经验性极强的知识门类，任职培训是实践性鲜明的职业教育，必须“以将为师”，坚持“能力本位”。以西点军校为例，它之所以闻名于世，并非因为那里出了多少名师大腕儿，而是因为培养出了像巴顿、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那样一大批赫赫战将。二是评价标准适用范围的“泛化”弊端大。看一所军队院校办学水平的高低，硬指标是国家、军队级重点学科、实验室数量，学位授权点数量，国家、军队级成果和高职数量等，而任职教育应主要关注学员学、考、用的情况，却与评价标准实质上无关。三是对深化军队改革影响大。任职教育套用国民教育标准，会极大牵制院校本应投入教学的精力；会扩大部队军官与院校教员的素质差异，给军官交流制造屏障；会加大教员编制需求，对体制弊端起到反向固化作用。所以，加强对军地教育接轨领域、程度的总体权衡，合理发挥国民教育优势，是提高军队任职教育质量的紧迫要求。一是更新教育理念，一切围绕学员任职需要，以能完成岗位任务、能应对未来环境、能解决现实问题为准绳，变复制知识为创新知识。二是加快教学内容改革，保证操作性作业课比重，突出应用性案例课比重，加大技术性实验课比重，纠正教材专著化倾向，按照能力主导性要求，建构具有鲜明任职教育特色的教材体系。三是大力改革方法手段，突出现代教学设计，普遍推行研讨、情境、案例、启发式教学，教员由“主演”向“导演”转变，学员由“学会”向“会学”转变，同时加强网络教学、模拟作业、现地演练等综合手段运用，增强教学效果，使岗位培训特色得到不断强化。
实行军官交流制度。实践表明，一个成熟的高中级军官，要具有部队、院校、机关等综合阅历，任何单一岗位的“从一而终”，很难产生高素质人才。以院校教官为例，西点军校的教官从优秀连长中交流，俄军诸兵种合成学院的教官必须是团以上部队优秀主官，法军高等国防研究中心的教官则均为外聘军队将领或政府高官，甚至没有在编的教员。我军军官的多向交流，尚没有在操作层面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法规。因此，建立指挥军官定期岗位交流制度，逐步实现院校教员“三位一体”（由教学军官、专职教授、外聘专家构成）的结构体制，是改革的趋势。一是加强教员选调补优，从作战部队选拔素质优秀、有相应任职经历、年龄条件符合的指挥军官任教，解决当前急需。二是扩大岗位代职规模，加强与部队对口协作，既要组织没有部队经历的青年教员赴部队代职锻炼，也要组织长期脱离部队的教员参加部队重大活动，采取全程顶岗方式代职调研，缓解教员阅历与教学需求的矛盾。三是加大外聘客座比重，请专家、学者登台讲学，实践经验丰富的部队指挥员现身说法，不仅充实急需的教学内容，也有利于为不断优化教员队伍各类结构积累经验。
提高办学质量效益。任职教育院校办学条件保障不足，深层原因是训练机制存在缺陷：没有统筹设置训练机构，缺少统一的训练职能分工，导致训练资源难以集约配置，需求全面膨胀。目前训练设施建设存在的“院校向基地、部队延伸，基地向院校、部队看齐，部队向基地、院校发展”的现象，正是这种缺陷的综合反映。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的训练机构，无论在设置还是职能区分上，均有较强的集约性和有序性，如进修性院校一般不设训练环境、武器装备和教练部队，训练中心和基地则集中大型模拟设施、新型武器装备、场地实兵条件于一身，专为院校、部队训练提供保障，使用率极高，而部队则处于临战状态，基础和综合训练均依托基地。我军院校保障不足的症结，与其说是经费缺口大，不如说源自宏观投向过度分散。因此，必须从改革训练领导和管理体制入手，建立合理的训练资源配置秩序，逐步实现训练资源配置的有序化、集约化，坚持远近相顾、优先急需的原则，按照“外部集约前瞻、内部集约先行”的思路，科学筹划办学条件的建设和发展。一是着眼全局统盘子，防止“小而全”。即超前考虑训练资源配置的改革趋势，对需要由基地、部队建设的设施，尽可能依靠现有协调机制，通过协作渠道解决，不追求院校设施一应俱全。二是立足长远定路子，不作“无用功”。根据与宏观改革关联程度的大小，区分轻重缓急，关联大的为轻、缓，关联小的为重、急。如训练资源的主体指直接用于教学、训练的设施装备，而院校的保障性基础设施，则与宏观改革的关联度较小，这方面的建设就应不受或少受影响。三是瞄准急需出点子，避免“挂空挡”。针对投入缺口大的现状，对岗位人才培训必需、上级一时不能解决、部队装备又无权提供院校使用的设施装备，应积极筹措财力优先保证。总部也应针对现行体制特点，发挥有利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工作协调职能，根据远、近期需求统筹全盘规划，尽可能增强训练资源配置的预见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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