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日电　在井冈山等农村根据地建立、发展的同时，党领导的上百次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党在城市的工作始终处于困难境地。但是，这一时期，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村游击战争却已广泛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7万人，在十几个省的100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从1929年到1930年，处在农村武装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总结各根据地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然而，当时党内仍有相当一些人继续坚持中国革命要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观点，即“城市中心论”。他们照搬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不应当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不愿意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性武装起义，一举夺取全国政权。

　　针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1930年1月，毛泽东在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各地红军、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的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革命力量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击败，短期内无法在城市取得胜利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当地的白色政权，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依托这样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反对依靠城市进攻农村的凶恶的敌人，并进而以农村包围城市，以便在长期战斗中逐步锻炼、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削弱敌人的力量；直到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变成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时，再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问题。

　　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即井冈山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或稍后，各地党组织也把在武装起义和农村游击战争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逐步发展成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及其他许多红军部队，先后建立了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左右江、川陕、陕甘、琼崖、海陆丰、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当时在党中央主持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的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它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走向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