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

　　深入虎穴巧获情报，反“扫荡”立下头功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特务”，名叫“林洪洲”。他是莱芜人，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他就是我党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情

报员郭善堂。

　　1941年底，我鲁中军区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

　　郭善堂就是特工队成员之一。他被派到日伪军活动的中心地带——泰安进行情报搜集。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成功打入敌人内部后，改名“林洪洲”。凭借着自身的机智和勇敢，郭善堂在日伪内部越打越深。他先成为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特工人员，然后又被日军在济南的4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还给他颁发了正式证书。

　　深得日本人信任的郭善堂源源不断地把搜集来的情报通过我五哥王春风提供给我，当然我也会把一些无关痛痒的情报让他给日军特务机关。就这样，郭善堂在虎穴中长期隐蔽潜伏了下来。

　　一天，我五哥通过联络员告诉我，郭善堂有急事要向我当面汇报。我赶紧来到我五哥家里，听取了郭善堂的汇报。原来日本人感到鲁中地区

　　郭善堂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据多方情报分析，敌人这次“扫荡”来头不小，是由济南参谋部统一组织的。我对郭善堂说，你下一步要注意了解敌人集中多少兵力、进攻根据地的准确时间以及敌人行军的路线等情况，及时回来报告。

　　这之后郭善堂把搜集来的各种情报不断地向我报告：有10辆军车满载着日军士兵从泰安方向开到新泰。铁路沿线的日军纷纷向大汶口集中，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过了一天他又报告说：蒙阴运来了日军，这些部队都带了充足的弹药、粮食，似有进攻根据地的样子。我还从我五哥那里得知，日本人要他准备200个民夫，明天早晨要用。日本人的习惯是，每次“扫荡”之前，都要征用民夫。由此可见，敌人“扫荡”明天就要开始了。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好了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突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当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时，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这次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当然与郭善堂等人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军区首长给郭善堂记了头功。

　　受怀疑惨遭毒打，被误认险些丧命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原来是有人告发郭善堂说他不打

　　日本宪兵非常凶残，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用冷水灌肚，直到把郭善堂折磨得昏死过去。但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认为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他继续为皇军效力。

　　然而日本人对他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除。

　　有一次宪兵队长山本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到东都镇去办一件事。郭善堂担心日本人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他这次来东都只想完成山本交给他的任务，到了东都数天，没有接触我五哥王春风。每天晚上，他在寨墙上来回走动。他的行动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叫王老倔。他认识郭善堂，认为郭善堂是日本特务和汉奸。

　　一天深夜，郭善堂在寨墙上来回走动时，王老倔拿着一把粪叉，悄悄来到郭善堂身后。他怀着对特务和汉奸的仇恨，用尽全身力气，把粪叉猛地向郭善堂头部砸了过去。郭善堂顿时血流如注，昏倒在地。王老倔以为郭善堂死了，就卸下了他腰间的手枪，连夜逃出东都，找到驻李家庄的八路军独立营报告：“我打死了一个大特务。他被我送去见阎王了。”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军区敌工部。当时我十分震惊，以为郭善堂牺牲了。事后他告诉我，他醒来后觉得自己满头满脸都是血，知道伤势很重，而且处境十分危险，更糟糕的是腰间的手枪也不见了。此时他已别无选择，拼着全身力气，一步一步爬到我五哥家门前。

　　我五哥赶紧救治郭善堂，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机智勇敢借刀锄奸，身份公开改姓更名

　　郭善堂东都遇刺后，日本人对他私通八路的怀疑彻底消除了。接着我们利用日本人对郭善堂的信任，里应外合，几次解救了不幸被捕落入日军虎口的革命同志，也多次设计，处置了投降敌人、出卖同志的汉奸和叛徒。

　　比如原中共泰安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根明一天突然悄悄离开根据地，来到泰安城里向日本宪兵队队长宾川投降了。刘根明原是小学教员，参加革命后也作过一些贡献。但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热衷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享受，和妇联的一个女子关系暧昧，以至于私通，影响很坏。组织上发觉后严肃地批评了他，他便心怀不满带着那女人，投降了敌人。

　　刘根明叛变后，向敌人泄露了大量机密，使泰安县委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鲁中行署公安局副局长因此被捕牺牲。郭善堂知道这件事情后向山本进言说这是共产党搞的假投降，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不要轻易上当。不过没有证据，山本不完全相信郭善堂说的话。

　　一天，在泰安城东7.5公里的省庄集市上，一阵枪声过后，市面上一片混乱。一个人在慌乱的人群中奔跑。后面有两个人紧追不舍，大喊：“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两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人就是郭善堂和他的一个弟兄。

　　这时，日本宪兵队的人拦住了郭善堂问是怎么回事。郭善堂说是“刚抓到一个八路，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正要带着他回城，他突然钻进人群逃跑了”。只见信上写着：根明兄：

　　一别月余，近况如何？你能迅速取得信任，殊可庆贺。几次情况报告，均已收悉，勿念。诸事来人面达，不另。祝

　　好！王芳×月×日

　　这封信被人交给了宾川。宾川开始有些不相信。刘根明也矢口否认，但他经不起宪兵队的严刑拷打，很快就承认是王芳派他打入内部的，并发誓要悔过自新，忠诚于大日本皇军。宾川要他继续和王芳保持联系，向王芳报告假情况。王芳有什么指示，也立即向他报告。

　　在日本人这里吃了苦头的刘根明后悔自己叛变投敌，就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意思是他误入歧途，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悔之已晚，请求组织原谅，一定将功赎罪，随时听候指示。

　　殊不知，刘根明一举一动、明里暗里早在日本人监视之下。这封写给我的信随即落入宪兵队手里。宾川念其叛变投降初时有功，没有枪毙他，而是在他额头烙上红印，将他送到东北矿山劳工队去了。

　　日本投降后郭善堂回到了部队。他先回家看望了多年未见的父母，当时村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得知汉奸、特务“林洪洲”回来了，愤怒地高喊：“打倒叛徒林洪洲！”“打倒大特务林洪洲！”群众的拳头劈头盖脸地向他打来。

　　郭善堂大声说：“乡亲们别误会。现在我说什么你们也不相信，要枪毙、杀头让政府来判。”于是，郭善堂被五花大绑送到区政府。区政府的领导不相信他说的是实情，又把他送到县政府。县政府直到与我通了电话，才知道郭善堂不是敌人，而是革命同志。误会消除后，郭善堂受到了热情接待。郭善堂归队后不久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带了一支精悍的小分队到泰安郊区搞游击活动去了。

　　解放后，郭善堂经组织批准改名罗国范，任北京军区保卫部部长。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时他常来看我。说起抗战时期的那些往事，他总是非常兴奋。他说，那是他最值得回忆和品味的人生经历。(摘编自浙江人民出版社《王芳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