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医扁鹊治好一位皇帝的病，皇帝问他：“谁是当今杏林第一人？”扁鹊回答：“是我兄长扁鸦。”皇帝又问：“扁鸦的医术比你高明在何处？”扁鹊说：“当年我父亲临终前传下两本医学秘籍，一本《治道》传给了我，所以我能治已患之症；一本《防道》传给了我兄长扁鸦，因此他能治未患之症。当今之人对能治已患之症的我顶礼膜拜，却对比我高明的能治未患之症的扁鸦弃之不理，真是不可思议。”

　　扁鹊的这番话启示我们，“治道”固然重要，“防道”难能可贵。治病如此，反腐亦然。10月3日，总政、军委纪委颁发了《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就体现了这种“防”胜于“治”的道理。诫勉谈话是针对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廉政方面出现苗头性问题，或有轻微违纪行为但不够纪律处分的现实情况，实施警示劝导式的谈话，促使其知过即改，发奋努力。它有三个突出特点：

　　预防目的与适用手段的统一。《办法》列举的进行诫勉谈话的九种情况，涵盖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等方面的“常见病”、“易发病”。之所以采用诫勉谈话而不是其它教育管理手段，是因为就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来看，暂时还没有构成严重违法违纪，不适用于党纪政纪处分，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成为严重错误的前兆和诱因。诫勉谈话，正是为了在“苗头”刚开始出现还不到根深蒂固时，在“病症”刚开始显现还没有无可救药时，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将反腐的关口前移。这对于帮助领导干部经受住“名”、“利”、“权”、“色”的考验，避免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无疑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权威主体与严格程序的统一。告诫、提醒作为预防他人犯错的方式古已有之，但效果一直差强人意，因而才有了“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的经验之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警告者与被警告者之间缺乏直接的制约关系。有鉴于此，《方法》明确规定：诫勉谈话的批准和实施由上一级组织和领导进行，这就使诫勉谈话的主体具有了其他主体所不具有的权威性。与此相适应，诫勉谈话也区别于来自亲朋好友的“苦口婆心”而成为一种规范的组织管理行为，必须遵循严格正规的程序。《办法》要求：进行诫勉谈话一般不少于2人，并应当作谈话记录。谈话记录须经谈话对象核实并签署意见。谈话中，诫勉者不是与被诫勉者嘘寒问暖拉家常，而必须严肃地向谈话对象说明谈话原因，认真听取其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和说明，指出需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其提出改正措施，并明确改正的期限。诫勉对象则必须如实回答问题，不得隐瞒、编造、歪曲事实和回避问题，也不能轻描淡写打哈哈，或者顾左右而言它。

　　自律要求与他律措施的统一。诫勉谈话不是直接的惩处，只起警告作用。问题的纠正，靠的是被诫勉者对诫勉的重视和自省。但是，正如足球比赛的判罚一样，如果没有“累计两张黄牌罚出场外”的确定后果，运动员就会无视“黄牌警告”而依然故我。同样，没有最终的惩戒，警告也会失去应有的效力。为此，诫勉谈话不是仅仅寄希望于被诫勉者自觉自律而停留在“提要求”阶段一谈了之，而是辅以强制性的他律措施。《方法》规定：诫勉谈话后，纪委、政治机关应当采取适当方式了解谈话对象对自身问题的改正情况。对于在期限内确已改正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给予肯定，并告知本人；对于在期限内没有改正或者改正不明显的，应当向同级党委报告，并根据党委的意见，予以批评教育并督促改正，或者作出组织处理。诫勉谈话以“言治”之功收“力戒”之效，后续措施的强制性是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