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者，历史之血色，苍茫者，历史之苍茫也。一如书名般率直、简明，这部厚重文集的文学质地也是轻捷的、透彻的、奔放的。如此文风，自然关乎作者朱增泉的美学旨趣，但更多当归结到其生命精神和感受世界的胸襟。阅读此书，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在健全的心智下，只有在澄澈的大脑中，才能映照如本书所映照出的那些历史光影、人物故实；而且

，也只有这样“快刀斩乱麻”式的明快写作，使我们从而获得清冽甘醇的文学享受。

　　收入本书中的20余篇作品，可以说是作者近年来独特散文追求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字，许多篇什已为读者熟知和喜爱。这些或长或短的文章，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当作者不断地勘踏史迹之时，他总能让读者也仿佛置身于中国的万里疆土。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的确足迹所至，亲临过哪怕是数千年之后的“史实现场”，另一方面与作者脉络清楚、甚至连地理方位也正确的精准叙述才能有关，另外的原因恐怕就要让人联想到作者的军人身世、职业生涯了：几乎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既存在一幅自然地图，又存在一幅文化地图，读者往往有在作战模型或沙盘前，倾听一位胸怀全局的将领描述战场态势的惊异感受。如果说这与众不同的表达，是将朱增泉的散文与时下一些同类散文作品区分开的形式原因的话，更深刻的原因则在于作者的军人情怀、英雄情结，没有这个重要的因素，支持作者行文规模与气势的那个宏阔思想构架就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本书中，尤数《渥巴锡东归》这样的文字，最能体现作者的上述散文特质。

　　记得几年前在刊物上初读这篇如交响音乐般的优美长文时，我曾经暗自惊讶：此作的题材或者说抒写对象，似乎深深影响了作者的表达。文章中，作者于现实中的寻踪跋涉，和历史上土尔扈特人西迁与东归的壮烈行程，并行不悖，交替展开，形成层次分明的自然结构，低沉绵长得刚好能够承载一部遥远年代的史诗，就连作者虔敬舒缓的语气中，也似乎浸染上了如蒙古长调般浓郁而古老的忧伤。今天再读此文，跳开故事的来龙去脉，按下“牧歌”的旋律节奏，终于在字里行间发现了作者坚定而明确的初衷，这就是：对英雄之与蒙古人天性契合的秘密的考察，对蒙古人实践英雄梦想的非常壮举的解读，以及对英雄价值的特别怀念。在朱增泉的笔下，土尔扈特人的历史，的确够得上是经典范例：“成吉思汗发动西征是为了征服别人，渥巴锡率部东归是为了逃避别人的征服，他们分别处在本民族生存状态的两个极端。”当攻城略地开拓疆域的使命不再，种族存亡的危机进逼之时，“率领土尔扈特部落万里东归，同样是一种英雄壮举，因为只有蒙古族人才具备举族大迁徙的非凡胆魄和能力。”当有人自今天的角度发问：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地那么肥沃，土尔扈特为什么要回来时，朱增泉试图替渥巴锡回答“为了让古老的土尔扈特部落永远生息繁衍下去，不被灭绝，必须回来”的原因所在。

　　朱增泉还将审视的目光对准秦始皇、永乐大帝和乾隆这样的巨头式的人物。细细读来，发现作者同样是身不由己地站在军人立场，以军人姿态指点着中国的历史版图。且看《永乐大帝的边墙》一文中“战略平衡”说的一段：“中国的统治中心一直在东、西、南、北之间来回变动……早期，主要是在中原农耕文明内部寻找战略平衡点，具体表现为在东部与西部之间来回变动。你看，夏商的统治中心在东部，西周移到了西部，东周迁回东部，秦统一中国后又将统治中心移到西部；西汉在西部，东汉又移回东部。三国时代，中原农耕文明内部开始分解，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统治中心呈‘耗散’状态，它标志着由‘东西平衡’开始向‘南北平衡’过度。隋、唐时期，中原农耕文明中兴，又回到寻找‘东西平衡’，隋文帝在西部，隋炀帝移至东部；唐朝大部分时间在西部，武周曾一度移至东部。宋、辽、金时代，北方游牧文明崛起，重新向寻找‘南北平衡’过渡。元朝将北平定为大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之间找到了一个较为合适的战略平衡点”。说实话，不管对文明含义的“规定”在这里是否尽善尽美，这样的精简和准确都叫人非常喜欢。寥寥几笔，将复杂且巨额的“知识遗产”划分得清楚如此者，我还很少见过。我很赞赏朱增泉的没有什么包袱的直率，赞成他唯物主义者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