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徐壮志）72年前的10月16日夜晚，宁静的赣南于都河两岸，突然出现了大队人马——以越过于都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了。

　　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4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红色根据地，踏上远征之路。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在70年后的今天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生命铸就的史诗

　　112岁的红嫂陈发姑至今也不知道，丈夫朱吉薰究竟倒在了万里征程的哪一处。

　　一个多世纪的人事沧桑，老人几乎都无法记得了。然而，提起72年前那个残阳如血的傍晚，老人浑浊的双眼中依然会泛起点点泪花……

　　夜色茫茫，十里相送。行军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战马最后一次悲怆的嘶鸣，惊落了多少母亲和妻子的眼泪。

　　长征就这样开始了。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陈发姑一等，就是72年。

　　在中央红军出发地赣南闽西苏区，在红2、红6军团出发地湘鄂川黔苏区，在红四方面军出发地川陕苏区，在红25军出发地鄂豫皖苏区，都有成千上万像陈发姑一样的红嫂。她们唱着《想红军》《盼红军》，直唱到青丝变白发。一直到今天，她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丈夫那双年轻的眼睛，究竟是黯淡在湘江边、雪山上还是草地里？

　　4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共20．6万余人，途中补充兵力有据可查的为1．7万余人，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超过16．6万人牺牲或失散在了长征路上。单是江西兴国一个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就有12038名。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每一公里，都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化作的生命路标。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一场与后来的西路军蒙难、皖南事变一起并称为我军历史上三大悲剧的战役，险些让中央红军全军覆没。

　　40多天中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从江西突围出来的中央红军拖着疲惫之躯，奔向广西境内的湘江。已经判断出红军意图的蒋介石，凭借湘江之险，设下了第四道封锁线——仅在兴安至全州间的湘江沿岸，就密布着200多个碉堡和30万人左右的大军。

　　5天5夜，在湘江两岸，红军将士与5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91岁的老红军唐进新，就是当时死守湘江西岸要地脚山铺的一名普通战士。老人至今难忘那场一生中经历的最为惨烈的战斗：一个上午的激战，阵地上的人几乎少了一半。当阵地在敌人潮水般冲击中动摇时，后来的共和国国防部长、其时身患疟疾的红4团团长耿飚挥着大刀带头冲了出去……

　　阵地，陆续在人员全部阵亡后被敌人占领。团政委杨成武也在反冲锋中腿部中弹。红5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补了一枪……

　　断后的红5军团34师、红3军团6师18团被敌人阻断在湘江东岸，大部阵亡。34师师长陈树湘中弹被俘后，从腹部伤口处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在湘江两岸。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这众口相传了几代人的话，蕴含的是远征中难以想像的苦难风流。92岁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韩先良回忆过雪山草地时，几度泣不成声——

　　第一次过草地时，全连还有四五十人。到第二次过草地，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有一天早上，当韩先良奉命去叫另一个班出发时，却发现那个班的人互相靠坐在篝火旁，全冻死了……

　　据专家保守统计，至少有1万名红军将士，因为饥饿、寒冷、疾病而倒在了这片凶险的草地中。

　　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李中权一家，有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直到今天，老将军也不知道母亲究竟长眠在茫茫水草地的哪一处。

　　70多年过去，当年19岁的青年已变成了91岁高龄的白发老人。但，老人书房中那幅凭着记忆还原的母亲的画像，表明逝水般的流年并不能冲淡老人对倒在长征路上的亲人的哀思。

　　有多少生命如同李中权将军的母亲一样，默默倒在了这条纵横中国西部的红飘带上，甚至没能留下一个名字，一块墓碑。长征中，光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就达422位，其中，包括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红25军政委吴焕先等8位军以上干部和80余位师以上干部。

　　地址成为遗址，笑容成为遗容；墓表示苦难，碑表示光荣，一样的深刻也一样的恢弘。

　　70多年过去，万水千山间征战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但，在赣南，在湘江，在遵义，在雪山草地，在长征路上的每一处，森林般耸立的墓碑，向人们无声讲述着一段段曾像火焰般燃烧的青春……

　　海拔4000余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静静地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倒在了这里。16年后，发现这些遗骨的人们，建起了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人之墓，永远躺在这里的他们本来就有着这样高的人生境界。

　　还有一些人没有倒在这条红飘带沿线，却注定要享受同样的荣光。仅中央苏区，就留下了1．6万余名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3万余名伤病员。这些人，被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为“死亡军团”。

　　就在中央红军取得遵义大捷的时候，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党的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抓获。面对国民党派来劝降的特务和叛徒，他的回答是：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36岁的瞿秋白唱着由自己译成中文的《国际歌》，倒在了罗汉岭脚下的草坪上。

　　方志敏、阮啸仙、何叔衡、刘伯坚、贺昌以及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这些党和红军知名的领导人，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战士，他们的精魂，与牺牲在长征中的烈士一样化成了红飘带上永恒的绚丽。

　　牺牲的人太多太多，很少有生者带回死者的消息。盼望他们归来的亲人只能在家乡的红土地上为他们建起一座座空坟。

　　70多年过去，种在坟头上的树已吮吸着眼泪长成了森林。

　　1949年9月30日，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毛泽东和同他一起从长征走来的开国元勋们，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举行了一座纪念碑的奠基礼。

　　这一天，离长征开始整整15年。

　　双目视力早已模糊的陈发姑老人，永远也不可能到这面碑前，来抚触那个她呼唤了72年的名字——

　　然而，朱吉薰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已永远和留在长征路上的战友们一道，光荣地和所有人民英雄一起走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中国革命的神圣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