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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论彭德怀在长征中的重大贡献

http://jczs.sina.com.cn 2006年10月19日 21:56 解放军报
总政治部宣传部编研室 崔向华

  内容提要:彭德怀是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和红三军团的创立者。彭德怀在长征期间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为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赢得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尤其是在党和红军的危难之际,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同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体现了毛泽东发自内心赠诗赞叹:“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英雄的红军是无所畏惧的。彭德怀与接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与兄弟部队一起,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突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长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审时度势的战略决策和所向披靡的战斗作风,使彭德怀在长征初期就显示出他的重要作用,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表扬;长征中,他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为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赢得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危机重重的大规模战略转移,必然会遭到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和狂轰滥炸,陷红军于合围聚歼的绝境。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了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就必须树立坚决战斗的思想,不怕流血牺牲,顽强拼搏,一往无前。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领红三军团以战斗的姿态,从11月6日至11月11日,仅五天时间,率先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道封锁线,胜利进入湘南地区,为红军的西行打开了通道。受到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令表扬:“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行动。”

  此后,彭德怀率部又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敌军为堵截红军西渡湘江,急调几十个师沿湘江两岸设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看出红军如果继续向湘江行进,形势将十分危险,会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高度的责任心驱使他再次致电博古,建议让红三军团乘敌不备,改变行军路线,向郴州、宁远、湘潭间行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的运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迫使蒋军改变部署。三军团在湘潭一带牵制住敌军,中央则率领红军主力进占溆浦、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的进攻。否则,红军将被迫进入湘桂边界的西延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十分不利。彭德怀向中央建议,此时如红军强渡湘江势必要负出高昂代价,提出率红三军团向湘潭、宁乡方向挺进,威胁长沙,吸引敌主力;而中央率一、五、八、九军团进占溆浦,在湘西北发动群众,准备战场,粉碎敌之进攻。并提出甩掉辎重,避实就虚,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但是,当时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对彭德怀的重要战略建议不予理睬,仍执意命令红军全力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彭德怀忍辱负重,奉命率红三军团急速行军进入广西,11月底在桂西北部兴安县界首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为掩护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在遭强敌追击的危急关头,彭德怀亲临江边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血战三昼夜,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后卫部队过江的任务。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此役红三军团付出了极大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也由渡江前的7万余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然而,彭德怀面对强敌,敢打硬仗、恶仗,红军将士生死与共,前赴后继,创造了长征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战绩。

  1935年1月,彭德怀和杨尚昆率部又一举突破素有“天险乌江”之称的敌军乌江防线,进至遵义担负中央会议的顺利召开任务。著名的遵义会议正在紧急进行当中,敌军袭击,威胁临近,彭德怀中途退场赶回前线,指挥部队奋起抗击,打退了敌军的进攻,保证了会议的成功进行,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遵义会议后,彭德怀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下,率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一举夺取敌重兵把守的天险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消灭和击溃敌军2个师又8个团,壮红军士气,灭敌人威风,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他“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大捷”,是中央红军长征几个月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也是长征中最大的一次胜仗。毛泽东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迈诗句赞誉了这次辉煌的战斗。

  国民党军为“雪遵义失败之耻”,多路重兵席卷而上。彭德怀率部按照中央部署,会同兄弟部队分别从仁怀和二郎滩等地进行了三渡赤水河、四渡赤水河之战,并乘胜向南疾进,迅速南渡乌江,跳出约40万敌军的包围圈。随后,威逼贵阳,进军云南,震惊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1935年11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下,彭德怀指挥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此后,为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征,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1936年2月,彭德怀先期率指挥部,冒着凛冽寒风,在黄河沿岸了解敌情,勘察渡河点,督造船只,完成了东渡的各项准备。继而在彭德怀指挥下,先锋军全部渡过黄河天险,进入山西,首先聚歼阎锡山军两个团,其后围攻晋中霍县、赵城,北上直逼太原,5月初回师陕北。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至5月5日结束,东征战役历时75天,在山西二十几个县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扩大了红军的力量,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

  东征之后,党中央于5月18日又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向陇东进发。西征军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以沉重打击,经过5个月的艰苦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至7月底,红军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彭德怀率西征军的胜利,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军大会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做了积极的准备。

  彭德怀指挥红军,于1936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长驱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但国民党骑兵对红军紧追不舍,毛泽东决定“切掉这个尾巴。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苏区。”当时许多红军将领反对打这一仗,认为首先要活下来,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毛泽东坚持要打,理由是敌人也是疲惫之师,以疲对疲,我们有经验。彭德怀是唯一支持毛泽东的人。事实证明,毛的主张是对的。10月19日,毛泽东随一纵队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当晚,毛泽东给正在途中的彭德怀发电报:“彭请来吴起镇。”第二天,彭德怀到吴起镇见到毛泽东和林彪,具体研究了敌情,由彭德怀指挥作战。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在吴起镇为彭德怀挥毫写下了广为人知的《赠彭大将军》:“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高度赞扬了他的军事才能和大将风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如此评价红军将领,彭德怀是第一人。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二、在尖锐复杂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彭德怀旗帜鲜明的表示:“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早在遵义会议前,彭德怀同杨尚昆就对博古、李德等人在战略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批评和斗争。遵义会议后,彭德怀坚毅果敢地支持毛泽东为首的正确主张,坚决服从毛泽东指挥红军的行动,夺取娄山关、再克遵义城、四渡赤水、挺进贵阳、西进云南、攻打会理。他还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曾多次提出正确的建议,都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纳,在危急关头,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统一的战略方针,把战略退却逐步导向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发展革命战争。为此,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川西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两军协力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接连致电张国焘等,反复申述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张国焘却不同意这一正确方针,而是提出了向川康边退却或南下的错误主张。

  在激烈复杂的形势下,彭德怀是临危受命,积极协助毛泽东等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的,他为胜利完成长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彭德怀参加了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彭德怀坚决赞同。在长征后八个多月的转战实践中,彭德怀以亲身经历和血的教训,清楚地认识到红军只有北上才有出路。同时他也认为“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坚信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彭德怀为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张国焘反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大肆进行右倾分裂活动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在两河口会议上,彭德怀旗帜鲜明地支持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反对西进和南下。会后,他同杨尚昆按照会议的决定,率领红三军团继续北上。

  张国焘出于他个人野心,也瞅准了彭德怀在一方面军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几次做工作想拉拢彭德怀,以争取对他南下路线的支持。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张国焘亲自设宴,请当时担任红军左路军总指挥的彭德怀、政委聂荣臻吃饭。席间,张国焘就中央北上方针试探彭、聂口气,彭表示,这是会议已定之策,根据形势判断,只有北进,才可能摆脱目前困境,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张国焘见彭、聂二人力主北上,无机可乘,只好作罢。时隔不久,张国焘又派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元“慰问”彭德怀,表示这是“张主席特意让送来的”,说张很器重彭,赞赏彭的军事才能等等。黄超住下后,以借口打听会议为由,挑拨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这自然遭到彭德怀的抵制。黄超还说什么中央实际主事的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张(张闻天,当时为中央总书记),中央为主北进,困难确实很大,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等等。对此,彭德怀一语道破:“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不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阴谋破坏党内团结。”“送了一点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银元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他深切感到:“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由于彭德怀对张国焘的狼子野心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未能得逞。对张国焘其人,当时不是人人都能清楚认识的。当时张国焘有一定的诱惑力。会师之初,四方面军人数超过八万,而一方面军仅剩两万多。甚至我党个别高级将领已被张国焘的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林彪就说过:“你说他(指张国焘)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啊?”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当时,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三军团。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彭德怀对中央的危险处境非常焦虑。他考虑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一军团困在俄界,距此有两三天的路程,张国焘如果强行解散三军团怎么办?彭德怀认为:“加果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有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正是替中央考虑,彭德怀挺身而出,亲往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建议先发制人。彭德怀说:“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彭德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认为情况紧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中央领导连夜离开驻地,赶赴巴西三军团司令部。

  彭德怀率三军团担负起实现中央战略方针先锋队的重任。当晚,在巴西三军团司令部,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中央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三军团先行北上,向俄界进发。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在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之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彭德怀孤军护党脱离险境,派部队秘密保卫党中央及毛泽东的安全,为党立了大功!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秘密离开巴西北上。彭德怀深感责任重大。由于张国焘的破坏,党中央北上能带走的只有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此处距一军团所在地俄界还有上百里的路程,沿途还不知要遇上什么问题。彭德怀和毛泽东走在后面的十团中,沿途加强警戒。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那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我想他们总会觉悟的。"毛泽东表现出的乐观气概,使彭德怀深为敬佩。在惊涛骇浪之中,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护卫党中央经历重重艰险后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

  由于张国焘搞分裂,北上红军的力量被极度削弱,中央原定的川陕甘计划已不可能再执行。党中央为了解决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已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会上,彭德怀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改变军队编制的建议:团不设营,每团4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每连3 个步兵排、1个轻机枪班。团以上不设师,直属军,军改为纵队。上层机关尽量缩小,政治部不要超过60人,司令部缩小到 130人。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5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9月20日,党中央和北上红军到达岷县哈达铺(今属宕昌县境)。在这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共八千余人。在此,彭德怀由一个局部的、一个方面的指挥员,跃升为掌握全盘、领导中央红军的指挥员,这在彭德怀的军事生涯中是一个重大变化。彭德怀担任中央红军指挥员,表现了党中央对彭德怀的高度信任。

  三、在长征中肩负重任的彭德怀所显示出的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以及他从血与火中升华出的战斗实践和理论思考,对形成他以后一贯的政治思想和军事谋略打下了牢固基石,这也是他无愧于杰出将帅的根本因素。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了一方面军总司令。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会师陕甘宁,彭德怀又担任了统一指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统帅和领袖,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享誉全军。

  彭德怀赤胆忠心,骁勇善战。早在1933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表彰彭德怀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尤其是他率领东方军进入福建作战所取得的战绩,授予他红星奖章。在这艰难的长征历程中,彭德怀忠实地、准确地贯彻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他高超的指挥艺术,无坚不摧、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气概,使处于困境中的红军转危为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的英勇善战,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在她的《续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在苏维埃会议中,彭德怀的地位仅次于朱德和毛泽东。毛泽东是被当做在后面策划的一个神秘的天才,年高的朱德掌握着军权,彭德怀似乎要算是一个最接近军队生活的人,他常在前线活动,领导着他的第一路红军,或是代表着红军总司令朱德。”“我总觉得这位红军中第一号善战的湖南人,是所有共产党员中一个最有趣最动人的人物。”

  从湘军中成长起来的彭德怀,继承了湘军作战勇猛的风格,再加上彭德怀本人性格耿直、火暴,这使他指挥作战的风格与精于计算、擅长打伏击战的林彪完全不同,偏于骁勇。与林彪的冷静相比,他更容易动情,喜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因此,他带出的红三军团以打攻坚战、硬仗见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兵权的高尚品德。11月3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至此,陕甘支队的使命已经完成。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

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他独特的军事胆略和作战风格稳定了军心,他从战争实际出发,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因势利导,克服艰难险阻,出色地解决了指导战争的各种复杂问题,使我军取得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装备敌人的宝贵经验。在西征途中,彭德怀曾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战地采访,纵谈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游击战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工农红军必须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中,实现群众的要求,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才能胜利。关于红军游击战争战术,他指出: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主要进攻是奇袭,避免打阵地战;与敌军正常交战时,兵力必须超过敌人;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情况变化应能迅速脱离;游击队必须掌握声东击西的战术;要避免同敌主力交战,攻击战要集中在敌军最薄弱或最致命的环节;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备条件。他还强调提出,战术很重要,但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

  彭德怀对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战术的论述,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建国后,他为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殚心竭力。在军队的政治建设中,彭德怀一贯强调要总结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他指出,我军的一切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作坚决斗争。使军队政治工作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永远保持革命军队的本色。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更加怀念在长征中叱咤风云的彭德怀总司令,他的英姿将永远耸立在人民的心中,他的英明论断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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